特别是梁启超将小说定位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标志了中国文学谱系的新的变化，颠覆了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小道”之学的传统。中国文学历来以“载道”为己任，这一变化也隐喻了小说在另一个层次上肩负起新的载道功能。

　　其主要有两个原因促成，首先，维新变法失败，他们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大众力量，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唤醒民众，而要唤醒民众最好的方式就是小说。再者，他们看到西方的先进，不仅在技术上、观念上优于中国，而且在文艺上也优于中国，而其小说居于首位，按照国人惯有思维，小说也必有载道功能。这也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因为在古代文学中诗文载道的教化总是呈现出自上而下、温文尔雅的做派，小说则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而切合时代的心理需要。

　　三、取向:近代文学教育的双重变奏

　　在传统文学教育步入困境、西方文学观念传入的交织中，终于催生出新的文学教育观念，其中占主导的是试图通过文学来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推进社会改革、带有明显功利性质的文学教育观念。同时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引入，在文学教育中也开始关注文学的审美品性，注重文学对人的心理、情感以及精神领域等影响，从而又体现了近代文学教育非功利性的取向。

　　(一)文学教育的功利取向

　　注重文学教育的功利性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随着国家存亡、民族危机的加剧，大批能人志士自觉地关注现实，主张文学要为社会和政治服务，将文学作为“经世致用”的“教科书”，即便曾是古文派的学人也有意识地矫正以往脱离实际、流于空疏的不良学风。被胡适誉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国藩也提出要将“经济”融入到“义理、考证、词章”之中，说“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其“经济”即为“经世济国”。

　　突显文学经世致用教育观的当首推龚自珍

　　他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甚至认为研究经史也要同现实结合起来。“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急、孰可行、孰不可行也。”(《龚自珍全集·对策》)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注重“致用”，要能够“通乎当世之务”，同样，在文学研究上更是注重“致用”这一主张。他说:“曰圣之的，以有用为主。炎炎陆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得俞旨行……》)这里所说的“斯”就是指“致用”，文学要为社会现实服务，要以“有用”为主。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及《海国图志》等论著都是这一文学教育观念的体现。他曾明确指出:“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经天纬地之文，由勤学好问之文而入，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也。”(《默觚》)他将“道”、“治”、“学”、“教”统一于“文”无不体现文学经世致用之功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龚自珍、魏源等人所力主经世致用文学教育观，虽与传统文学教育有承接的一面，但之间又有明显区分。在传统文学中，儒学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成为载道的工具，“文”仅是“道”的载体和确证，文学的“经世致用”主要是一种政教功能，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育，遵命于统治者的思想意志，最终纳入到“道统”范畴，不带有具体的开启民智、改革社会的现实功用。而近代以来所倡导的经世济用则与之截然相反，是对“文以载道”在内涵层面上的超越。一方面是用来批判现实，而不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治统治为目的;另一方面主要是用来宣传社会变革，主张改良社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工具而出场，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与经世致用文学教育观紧密关切的是培育新民的启蒙教育，也体现了文学教育功用性的另一面。“经世致用”更多的是在形上层面上确证文学的教育作用，那么主张新民、启迪民智则是在形下层面上体征出文学的教育作用，特别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时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在明治维新后国家迅速强大，是与民众的觉醒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认为要救国首先必须开启民智，唤醒民众觉悟，其中文学的教育作用功不可灭。他说:“于日本维新之运大有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饮冰室自由书》)他认为通过文学教育民众，能够驱除人们的愚昧思想，而其最好途径就是通过小说进行教育，培养新民。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直接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需。”那么如何造就“新民”?

　　只有通过小说才能实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文学特别是小说成为“开启民智”、“造就新民”的工具和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法宝。他们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确立了文学新民、救国的价值定位。为此，他还将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翻译介绍到国内，这也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政治小说”这一概念。虽然这类小说缺乏艺术旨趣，甚至趋向于政治说教，但是切合了中国启蒙教育的需要而受到普遍欢迎。

　　小说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小说通俗易懂，易于传诵，能够迅速而便捷的得以传播，它所发挥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学样式所无法比拟。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充分肯定了小说在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尤其长期受封建道统观影响，民众旧有观念根深蒂固，对于振奋民众精神，开启民众智慧，提高民众觉悟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文学教育的非功利取向

　　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当时中国特定时代的客观诉求，文学开始从作为道德载体的圣坛上走下来，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从而鲜明体现了文学注重实用的取向，自觉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但作为人类心灵和情感家园的文学却没有为塑造人的精神留有空间。即使这样，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不仅深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等思想的影响，在注重文学对人的影响与教育上出现注重实用取向的同时，也出现了超功利的文学教育观念，诸如梁启超的移情说、王国维的超功利说以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等，这些文学观念对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才更加逼近文学的本质。他们都注重文学对人的教育作用，并借助于文学艺术塑造国民精神，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使人超越现实功利的限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非功利的情感联系，从而拓展人生存的自由空间。在这里我们选取王国维、蔡元培等作为观照，试图从中窥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学教育认识上的不同取向。

　　王国维作为近代著名的文论家，深受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没有宗教，艺术匮乏，人们的精神慰藉无以依靠，从而缺失了人生存的精神支撑，这样各种社会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他认为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必须依靠文学艺术。

　　与主张文学重实用取向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学是不具有功利色彩的。他对当时文学肩负救国使命，将文学沦落为“有用”的工具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指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如果“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他认为文学具有其自身价值，不能将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如果文学的价值被政治家所替代，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必将丧失。他指出文学教育真正价值在于人的精神塑造，在《文学与教育》中鲜明提出这一主张:“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为之谋，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甚至疾呼:“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他强调文学只有发挥对人的精神培养，才能真正体现文学拯救人的作用，而这种文学教育的发挥又是超越时空，具有恒久性，不带任何功利性质，如把文学作为“实利”来看待，其实是对文学价值的消解。所以文学艺术带给人的精神之真理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正是基于这样认识，他对文学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及传统文学教育中的教化功能给予猛烈抨击。他认为，长期以来儒家道统坚持教化、惩劝、美刺的文学功能，导致文学艺术受到侵扰，导致小说、戏曲、美术、音乐及人没有地位，而切合儒家教化要求的诗教传统的艺术及诗人却被提到很高地位。

　　王国维进一步认为文学教育的精神价值其根本体现就是给人带来情感之慰藉。“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在他看来，文学教育的作用就是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如果人丧失精神之根柢，情感之滋养，也就丧失人之为人的特性而沦为物。而对感情的慰藉就必须依赖于宗教和文学艺术。只有通过宗教和美术才能给人以慰藉和情感的疗救，使人的精神高尚起来，情感丰富起来，自然远离不好的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