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语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语义学，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西方语义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影响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语义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语言学家提出来的，从“语义学”作为一个术语在学术论文中公开发表以来，语义学在西方已经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而在现代汉语的研究中，有关语义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已有的有关语义的一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语义学的影响。在20世纪，现代汉语中有关语义的研究更是带有西方语义学的印迹。因此，本文旨在探讨中西方语义观的差异，以及西方语义学中可以为现代汉语的语义研究所利用、已经被现代汉语的语义研究所吸收、以及能够进一步吸收的方面。
一、中西语义观的差异
西方，早在柏拉图时期，就有了关于意义的探讨和论述。柏拉图认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是‘影子的影子’，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则是模仿现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以“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精神批评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艺术是再现现实的产物，是以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为参照的直接再现”。
通过二者的表述，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的观念强调和重视“理念”，可以称之为“理念观”，而亚氏的理论则重逻辑，重形式。
而在古代中国，有关“意义”的观点也层出不穷。早在先秦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就有了关于“意义”的讨论:例如《左传》中有关“诗言志”的说法，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心合于道”，墨子的“言有三表”，公孙龙子的“指物论”与“名实论”。到了魏晋时期，“寄言出意”、“得意忘言”，陆机《文赋》中有著名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从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有关意义的讨论强调“心”和“意”，而西方传统的观念则重视“物”。
此外，在“意义是否可以穷尽”这一问题上，中西方的传统语义观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和看法。
早期西方学者认为意义是可以穷尽的，因此可以进行分析。而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则认为意义是混沌的，很难进行切分，意义很难言说清楚。而中西方在语义观上的差异一直影响了后来中西方对于语义学的研究思路和发展过程。
二、西方语义学的系统观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
在欧美语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结构语义学。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语义学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结构主义思潮。结构语义学的主要贡献有三:区分了共时和历时;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乐章和演奏);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该系统包括语言的前后成分的组合关系(句段关系)和不同成分之间形成的聚合关系(联想关系)。而从本质上看，结构语义学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一点，即系统的观念。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曾把语言比作下棋的比喻:“每着棋都会对整个系统有所反响，下棋的人不可能准确地予见到这效果的界限。
……一着棋可能使整盘棋发生剧变，甚至对暂时没有关系的棋子也有影响。”
结构语义学有关系统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世界语义学的发展。其中，语义场理论的影响最大。这一理论对中国语义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实，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关系统的意识早已有之，早在《尔雅》、《方言》、《释名》中就有同类词的聚合。《尔雅》按词的义类编排词汇体例，把2000多个词条分成19篇。除前3篇外，其他均按类别进行类聚。在每一篇内部，词语的类聚方式又不尽相同，既有同类词的简单类聚，又有同类词的比较辨析。虽类聚方式不同，但其实质则相同，即都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中的词与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从其编排方式来看，以形旁为纲进行的类聚。而同部字有时是同物类的类聚，如:玉部:瑾、瑜。(瑾瑜，美玉也)。瑂、琂、璒。(石之似玉者)。有时是对物的某一特征的描述。如:玉部:球、玲、玎、琐、瑝。(玉声也)。有时是同类动作行为的类聚。如:玉部:玩(弄也)。理、雕、琢。(治玉也)。有时又有近义词的辨析。如:璧(瑞玉圜也);瑗:(大孔璧);環(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環)。这种编排方式具有明显类聚特点。
此外，在中国古代的经典典籍中常常散见同义词的辨析。在中国古代的音韵学领域，系统的观念也暗含其中，例如对反切上字的系联。同样，古代学者对同源词的系联也体现了系统的观念。清朝著名学者章太炎有明确的词族观念，并试图以“语根”为线索，系联同源词。
而到了现代，西方语义学领域有关系统的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语义学。加之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关系统的意识的积淀，这种影响就毫无阻力地进入了中国现代语义学。在中国，王宁、蒋绍愚、贾彦德、刘叔新等学者都对语义场理论有一定的贡献。其中以王宁的理论最为系统。
王宁对语义场理论的借鉴和发展主要应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对词语类聚的分类、对语义场密度的测查、对词义对立关系的测查、对词义相关规律的测查、对意义元素的分类测查。词语类聚，有三种方式:一是同类类聚。《说文·酉部》:醒、酣、醉、、酖、酲、酗。是古人对饮酒后产生的各种生理反应的观察。二是同义类聚。《说文·言部》:言、语、议、论、说、辩、训、讲、谒。
这是有关言语的同义义场。三是同源类聚。有时需要系联。《释名》:泾、径、胫、颈、经。都有直而长的意思。这种分类方式可以说是对古代汉语词汇的整理提供了思路，也将系统的观念应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的事实中去。对语义场密度的测查，是在语义场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可谓是“发前人所未发”。例如，牛在《说文解字》中以岁龄分的词有4个，以毛色分的词有11个。而在汉代以后的常用词里，密度减少。这种密度的测查对了解不同时代的语义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对词义对立关系的测查。这是在查明词汇的语义系统以后，对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和比较。通过词与词之间在某些特征上的比较来进行词义深层内涵的挖掘。例如:“煎”、“熬”与“煮”的区别在于“煮”是带汁的，而“煎”、“熬”则是不带汁的。
对词义相关规律的测查。这是对词汇的历史演变观察的结果。例如在“变化”的语义场中，可以发现以下这种现象:化(变化)———讹(误差)，过(超越)———过(错误)，作(初创)———诈(欺骗)，为(作为)———伪(虚假)。由此可见，这些词在意义的引申发展过程中，都有相似的变化规律，都由“变化”义引申出了“差错”、“欺骗”义。这种系统的观念关注词汇的历时变化，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意义元素的分类测查。提出通过归纳类别的方法，对古代汉语单音词的意义元素进行定量测查的构想。这可以说是语义场理论的发展，同样也是语义场理论的中国化。
蒋绍愚对语义场理论的借鉴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借鉴语义场理论的原理，以词所在的语义场变化与否来判断词义的变化类型。如:汤，在古代是指热水，与“水”处于同一个语义场;而“汤”在现代与“饭”“菜”处于同一语义场，因此，属于词义的转移。这一研究成果有别于传统的对词义变化方式的认定，其研究思路具有科学价值。
贾彦德对语义场理论进行了分类，试图将现代汉语的实词甚至虚词系统进行整理。他把语义场分为10种类型:(1)分类义场，如:海军、陆军、空军。(2)部分义场，如:大腿、小腿、脚。(3)顺序义场，如:春、夏、秋、冬。(4)关系义场。如:教师、学生。(5)反义义场。如:动、静。(6)两级义场(可有过渡带)。如:老、少。(7)部分否定义场。其中又包括二元部分否定义场和三元部分否定义场，前者如:必然、可能;后者如:输、赢、平。(8)同义义场。如:父亲、爸爸、爸、爹。(9)枝干义场。
如:拿、端、提。(10)描绘义场。如:湿漉漉、湿淋淋。
刘叔新对系统观念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同语素族场”的提出上，他把含有同一语素的双音词进行了归类。例如:“考”可以分为“考1”(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式)，如:考试、考场、考官;“考2”(检查):如:考察、考勤、考核;“考3”(推求、探究)如:考古、考据、考订。刘叔新的做法其实是对语素的不同义位的归纳和概括。
西方语义学的系统观对中国语义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整体的看法，让零散的语言要素统一在一个系统之中。它也使得人们开始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影响。自结构语义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语义学深受影响。中国语义学不仅继承了系统的观念，而且还扩大了该方法论的应用范围。在西方语义学中，系统的观念主要应用于对共时现象的描写，而中国语义学将其应用于历时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描写，这对于挖掘古代语言现象的规律，揭示语言演变的内因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有助于加深古代汉语的研究。
三、西方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
西方传统的语言学认为语义是可以穷尽、可以切分的。西方语言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意义进行切分和剖析。在结构语义学繁荣的时期，西方语言学家借鉴语音分析的原则，提出了“义素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又称“成分分析法”。最初这些分析方法应用于亲属词，后来不断发展，广泛应用于普通的词义。20世纪60年代的义素分析成果用来为转换生成语法提供语义特征，很快受到现代语义学的重视。
由于该理论多采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因而能使释义达到形式化，也能够使语义描写形式化，有利于计算机输入，可以说它使得人们对词义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是分析方法上的突破。该方法还能较清楚地说明词义的结构，分析出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在词义上的差别，有利于语言教学。我们可利用义素分析说明句中词与词的搭配在语义上应受的限制，是检验词语搭配是否可靠的有效方法。此外，该理论还有助于说明语法上不能解释的一些词语的搭配条件。可以比较简便地解释一些用列举法难以解释的词义，能以少数义素说清若干词的理性意义，也便于比较词与词之间理性意义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