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在蒙古族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对蒙古族作家和蒙古族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外国文学在蒙古族文学传播与影响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蒙古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注重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开掘的同时，也重视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阅读，从而吸收了众多国家的文学精华，丰富了蒙古族的文学鉴赏活动，扩展了本民族的创作视野，促进了本民族文学的不断发展。本论文立足于学校图书馆现有资源，对外国文学蒙译本和蒙文版《世界文学》(1979-2012)进行收集整理，并按照国籍、体裁、时间等对其进行分类，同时运用综合分析法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外国文学在蒙古族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
关键词：蒙古族文学 苏俄文学 原因 影响
蒙古族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力量，它的发展不仅对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进程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蒙古族作家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而创造出既富有本民族特色，又充满世界性意义的优秀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苏俄文学作品在蒙古族中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不少蒙古族作家的创作都受到了苏俄文学作品的影响。在蒙古族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外国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助力，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对蒙古族文学与世界接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外国文学在蒙古族文学中的传播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蒙古族文学进入了迅速发展、蓬勃向上的“黄金时代”。蒙古族文学在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还注重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创造出许多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优秀作品。为了探究外国文学在蒙古族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我们对图书馆现有外国文学蒙译本和蒙文版《世界文学》作品(1979-2012)进行了记录和整理，共记录整理出219部外国文学蒙译本目录和数百篇蒙文版《世界文学》(1979-2012)作品目录，并按照国籍、体裁、时间等对其进行分类，同时运用综合分析法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
(一)传播概况
从统计出的数据我们得出，外国文学蒙译本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在体裁方面，以长短篇小说为主(133部)，散文、诗歌、戏剧次之。就国别而言，有俄国、法国、英国、美国、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的作品，也有朝鲜、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作品。从作家人数上看，苏俄最多，有43位，英国、美国、法国分别为16位、14位、13位。从创作方法来看，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作品，但主要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
通过数据分析，苏俄、美国、法国、英国四国的外国文学作品最多，蒙译本分别为72部、22部、23部、20部，蒙文版《世界文学》作品篇数分别为130、91、59、50。而这些国家的外国文学蒙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之处，如俄国的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艾特玛托夫，法国的巴尔扎克、儒勒・凡尔纳、维克多・雨果，英国的狄更斯、伏尼契，美国的马克・吐温、海明威，他们大多是现实主义作家，擅长写长篇小说，故事连贯性强，叙事规模宏大。
(二)传播原因
通过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和数据，综合显示出外国文学中苏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蒙译本72部、蒙文版《世界文学》作品130篇)、作家人数最多(43位)，因此我们选定苏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蒙古族文学和苏俄文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悲壮的文学风格、崇尚自然的文学观念和崇拜英雄的传统。
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海洋文明不同，俄罗斯的文明是属于亚洲生产方式的农耕文明。与此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是农耕文明下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这种农耕文明的形成与蒙古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第二次西征，横扫罗斯(古俄罗斯)，1243年以萨莱为都城，建立金帐汗国，统治除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以外的东北罗斯(古俄罗斯)，时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期间，蒙古族不仅把它的政治制度、税收制度、军事制度等传给了俄罗斯人，也让俄罗斯形成了崇尚自然、崇拜英雄、豪放乐观、敢于反抗的民族精神。1980年4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曾经翻译并出版前苏联作家华・扬契维茨基的历史小说《拔都汗》，蒙古族对俄罗斯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而蒙古族人民世代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内陆高原的自然环境为游牧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地理条件。“逐水草而游牧”成为蒙古族人民世代以来一直不变的生存方式，草原广阔的空间赋予了蒙古族人民宽广的胸襟和豪迈的气魄。自然灾害、瘟疫、猛兽的侵袭，部落之间的武力斗争、血腥征服等严峻的生存环境虽然时时给蒙古族人民造成伤害，却赋予蒙古族人民敢于征服自然、反抗邪恶的斗争精神，崇拜勇敢和力量，也形成了蒙古民族崇拜英雄的心理基础。
因此，粗犷、坦诚、豪爽、博大、雄壮被公认为是蒙古族人民鲜明突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内核。历史上的深刻羁绊，以及相近的民族精神使得苏俄与蒙古族的文学惊人地相似，悲壮的文学风格、崇尚自然的文学观念、崇拜英雄的传统，都是二者文学的显著特征。
1.悲壮的文学风格。魏一民在《悲壮的文学》中指出：“容易感人的文学，莫如喜的悲的壮的文学，必真情流露、感慨具生，恶者化为良善，懦者化为勇敢。”又说：“文学当中，悲壮的文学最重要，因为悲壮文学的感染性最浓厚。”在文学作品中，“悲壮”一词往往与战争联系起来，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使得作品具有一种崇高而悲壮的文学色彩，而最能体现出“悲壮的文学”这一特点的当属苏俄文学与蒙古族文学。
俄罗斯有着充满战争的历史，苏俄的许多作家更是曾亲历或参加过战争并将之形成一部部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完整参加了卫国战争，经历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据此写出了《日日夜夜》。肖洛霍夫、法捷耶夫等，他们或曾经历一战，或曾加入游击队，而这一段段经历也凝结成了像《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众多具有悲壮色彩的文学作品。肖霍洛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讲的是一个苏联战俘在战俘营受尽折磨，九死一生回到家乡，亲人全都不在了，惟一的儿子也在攻破柏林时牺牲，家成了一个炸弹留下的大坑，于是他只能收养一个孤儿，相依为命……小说结尾，作者写两个流浪者“是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这样一个苏联战俘的命运，代表了俄罗斯大地普遍的悲泣，小说在1956年12月31日到1957年1月1日被《真理报》连载刊出，同时在电台播放。这一天，莫斯科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街上流着眼泪凝神倾听。正如李毓榛说：“战后的作家写出来的就不一样了，融入了创伤。”这种创伤使得文学变得恢弘而悲凉，战争和文学融合在一起，就会升华成一种民族情绪。在俄罗斯，不管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还是人的内心，都是通过战争来抒发和表达的。因此可以说，苏俄文学从骨子里就显示出了“悲壮”这一美学特征。
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它的历史和文学是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战争所带给人们的悲壮之感是不言自明的。从反映远古氏族部落战争的史诗《江格尔》中我们就能看到许多战争的痕迹：“在他三岁的那年，跨上神驹阿仁赞，攻破了三道大关，征服了凶狠的莽古斯汗;在他四岁的那年，攻破了四道大关，降服了巨魔希拉汗;在他五岁的那年，活捉了塔黑的五魔蟒古斯的首领可汗……在他六岁的那年，攻破了六道大关，斩断了无数的长戟，去攻周围的四十二个可汗……”所以说从原始部落时代，蒙古族的文学就是悲凉而宏大的。蒙古族文学的悲壮还在个人、家族与时代抗争的悲剧中体现出来。如扎拉嘎胡《嘎达梅林传奇》，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的传奇故事，嘎达梅林反对张学良开垦牧场的决定，为了保护蒙古族人民的土地而毅然举行起义，结果失败被害。但是嘎达梅林以生命为代价维护蒙古族人民利益的悲壮形象深入人心，成为蒙古族文学中永恒的形象。在扎拉嘎胡的另一部小说长篇小说《黄金家族的毁灭：迷宫中的蒙古帝王后裔》中，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后裔――以尹湛纳希为首的忠信府与诚信府的主人旃巴扎布之间的激烈争斗直至家族毁灭的故事。文中大刀阔斧的叙事结构，血气蒸腾的人物品格，韵散错综的综合文体形式，本色酣畅、多用比喻、粗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语言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强盛巨大，但毁灭性的悲剧结局却使人产生了一种无声而苍凉的感觉。这种巨大的反差使我们从中体会了一种无可言喻的悲壮之感，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2.尊崇自然的文学观念。大草原和游牧文化孕育了蒙古族文学。悠久的历史，草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形成了蒙古族文学的道德和价值取向，而大草原的广阔、雄浑和神秘，又决定了蒙古族文学的审美倾向。所以，人们常常可以从蒙古族文学中看到对苍天与大地的敬畏，如蒙古族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描写“祭敖包”的场景，蒙古族的敖包所祭的神，就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都是自然之物。而且作品中经常会有对于草原以及草原上生物的描写和赞美，如鲍尔吉・原野的《掌心化雪》中处处可见对草原景色的描写。“黄昏把稠紫的暮色像抖床单一样铺在查干沐伦河南岸的村子，疾走的马儿背上跳散着鬃发，羊叫的焦急与牛吼的沉缓高低起伏。没有电，星星已经从罕山上空粒粒亮起，仿佛在上升;牧民家的煤油灯错落点燃，窗棂像一只只桔黄的灯笼。”又如：“天空郁郁地降雪。开始是小星雪，东西不定，像密探，像飞蛾，像悲凉的二胡曲过门前扬琴的细碎点拂。散雪试探落在河岸的鹅卵石上，落在荒地如弃尸般倒伏的金黄衰草的劲叶上，落在我脸上甚至凝不成一滴露水。”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可以说，尊崇自然的观念是蒙古族文学的一大元素。大自然历来也是苏俄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作品都谴责了摧残大自然的暴行，赞美了生命与自然的永恒交融。而果戈理《死魂灵》结尾处作者对俄罗斯及其风景的赞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贵族之家》、契诃夫的《草原》等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自然诗意，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正如迟子建所说：“俄罗斯的自然中诗意地栖居这一主题，在俄罗斯与东北这样大自然的伟力表现得比较充分的地域更是易于为文学所关注。怎样的生存方式才是正当的，如何处理经济、科技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