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移民文学的文学史定位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7-01-29

  摘要:当代文学史对新移民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将其置于和华裔文学、20世纪初留学生文学、台湾60年代留学生文学,乃至大陆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比较视野下,能够从整体上获得另一个新角度下对它的文学特性和文学史价值的描述。

  关键词:华裔文学;留学生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

  当代文学史上,学术界对新移民文学已经有了一些关注。比如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2000年)中均对新移民文学的特性做了描述,但是笔者认为要对其做出一个文学地形图上的定性分析和整体把握,一定要将它置于类似题材的比较视野下――和华裔文学的大宗(美国华裔文学)做横向比较,和世纪初留学生文学、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做纵向比较;并且置于和大陆当代文学的联系上,才能基本把握它的文学特性。

  一、新移民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

  流浪意识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传统。从《离骚》中屈子行吟泽畔,不能为国所用的无所归属的漂泊影子,绵亘数千年,有一种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精神漂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这种流浪是不得已的放逐,是忠君报国思想的反映。

  新移民文学中那种漂泊异国、心系故园的中国情结,也是这种流浪意识的体现。小楂的《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徘徊在中国和美国的双重认同中,以为寻找到了美国式的自己,却最终发现“找到的已经不是要找的”。坚妮的《两栖人》里,主人公自认是一个流浪的两栖人――“眼睛里看见的是两个世界,她带着创伤从前一个走出来,深知自己再无法回头适应;她想走进另一个世界里头,但她的精神构造和文化构造顽固地拒绝”。小楂《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主人公不但居无定所,重要的是精神上无所依傍,完全靠求生的本能支撑着生活。这种认同迷失的状态,在50、6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的笔下曾经出现过,如白先勇《芝加哥之死》里处在中西冲突下自杀的留学生、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里“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的惆怅。

  新移民文学不同于古典诗学中不为所用、仕途不得志的自我放逐,他们的流浪意识体现为作为“文化边际人”的文化认同的危机。苏炜说:这种心理痛苦,就是由于文化认同的分裂导致的漂泊感,“认同危机,或许是每一个留学生去国后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1]

  其次,新移民文学里表现了独特的异国情调,展现了西方“他者”的基本面貌。无庸置疑,它是当代文学中最为强有力地提供西方形象的文本。来自异国的情绪和风味,暗示着一个作为“他者”的西方国家,指涉着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文明。

  再次,新移民文学里提供了大量的中西关系的隐喻模式。作为一面双面镜,它使中西方文化均得到反映,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民族国家、文化、民俗的研究价值。中西关系的隐喻模式,是中国人羁旅于外、感知自己常用的模式。新移民文学常借用中国男人和外国女人、中国女人和外国男人的性别关系来隐含国家秩序。如易丹的《卜琳》中女留学生卜琳和潇洒富有的美国洋教授之间一场错位的恋情,象征了东方“被看”者的弱势地位。

  二、比较视域里的新移民文学

  和美国华裔文学进行比较。

  美国华裔文学和新移民文学颇有类似之处,但又有极大不同。美国华裔文学用英语创作,发表或者出版地点一般在美国,内容涉及西方(尤其是美国)经验。华裔作家的作品备受美国主流文化读者的欢迎,它们长期盘踞畅销书榜首,给商业界带来巨大的利润,并且在评论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还被作为经典作品选入美国大学的教材之中[2]。正如著名美国华裔文学评论家凌安梅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美国亚裔文学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被主流话语所认可的文学样式,不可否认它为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3]

  新移民文学大都是用汉语创作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热闹相比,所引起的反响相对要沉寂得多。两者同样表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同样塑造和建构了中国形象以及西方形象,同样都有中国人的西方经验的故事。但是不同的是:

  1. 美国华裔文学的潜在叙述动机是顺应美国主流社会长期存在的对华人形象乃至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带有种族歧视和排他性描述的扭曲观念,而进行的一种文化探索,所以它努力塑造中国人的原始文化身份;而新移民文学写作的目的在于告诉中国读者新移民的西方生活及其眼中的西方形象,如很多小说以权威性的无可置疑的口吻告诉国内读者:这就是美国!这就是日本!这就是澳洲……

  2. 美国华裔文学由于受到西方文化背景的影响,常常出现西方式的感受和体验,有着中西文化的双重身份;而新移民文学则显示出比较一致的文化认同是中国身份(即使作者本人极力否认)。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中描述西方的眼光甚至感觉和体验都是中国式的,是中国人在讲述有关西方的故事。

  3. 美国华裔文学中中西文化冲突被构置成为文明和原始的对比。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作祟――即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一定优越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方面则是作者为进入美国主流文化而不自主地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的结果。在他们笔下,中国文化是由巫术、神秘仪式、魔咒等原始意象和图腾崇拜包围的落后文化形态。新移民文学涉及的中西文化冲突,则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中国文化表现为很少古代文化传统因素,而是杂糅了社会主义文化和儒家伦理的文化形态;中国虽然落后,但是并不原始荒蛮。

  4. 主题上,美国华裔文学常常包含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主题,借两代人的代沟表现中西方文化的矛盾;新移民文学常常是以一个远离父母的个人在西方文化的边缘游走时的感受,表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不过,新移民文学和美国华裔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反映出对西方进步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的认同。在华裔文学中,对于长期存在的西方视野里停滞不前的中国形象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中国仍是一个被迷信包围的千年不变的愚昧空间,甚至仍然是笼罩在所谓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怖”下的人性压抑和不自由的所在。由于潜意识里对西方主流话语的认同,以及长期唐人街孤岛文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现实隔膜,美国华裔文学并没有把重建一个关于当代中国或者历史的中国的真实性作为己任,而是重新去附和西方印象中的中国形象,其真正目的在于强化华人群体的话语权力。

  新移民文学的一个倾向是无意识地成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的认同者。华裔文学表达的是处于文化孤岛的唐人街华人移民群体在争取正当权益时发出的血泪呐喊;它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和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对大陆读者不具有任何影响力。而新移民文学是针对国内读者而写的,它最为直接地传达出了西方的形象,表达的是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心理,它的个人化体验书写具有政治寓言的特点。

  和世纪初(“五四”前后)的留学生文学进行比较。

  中国的留学生运动始自清末民初,本身就是中国寻找和建立现代性的产物。中国正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发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结构和与之同构的现代个人主体结构。正如旷新年所说:“(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从而产生了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双重现代主题。”[4]基于现代文学发生的这种现代性特点,世纪初的留学生文学明显属于一种国家话语占上风的叙事,个人际遇和民族国家的集体命运总是有着同构关系。

  世纪初留学生文学是新文学的滥觞,对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郭沫若曾经泰然自若地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5]新移民文学显然没有这种巨大的影响力。

  正如陈思和所说,早期的留学生文学――郁达夫小说、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闻一多的留美诗抄、王独清的留法诗抄、蒋光慈的留苏诗抄,以及徐志摩关于剑桥的诗等等,建构的是这样一个不朽的知识群落――“他们的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支持,他们的前景中没有一个辉煌的仕途诱惑,他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单凭在外亲身体验到的一种政治经验和借助西方著作打开了的文化视界独立地闯入历史舞台”[6]。

  新移民文学是属于当代文学的新时期文学范畴,其机制是建立在对十七年文学理念修正与弥补的基础上的。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建构的是一种强大的国家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压抑,那么新时期文学重新高举启蒙大旗试图将个人再次解救出来,释放大写的“人”的生命能量,修正过于强大乃至膨胀的国家话语对个人空间的挤压,所以新移民文学是一种个人话语占上风的叙事。虽然新移民文学早期作品中也一度纠缠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与国家的同构关系中难以自拔,但是大部分作品中流露和表达的是个人体验的价值。这与此时留学生的背后已经站立起一个世界历史无法忽视的红色中国有关。

  新移民文学同时也显然没有那种屈辱的民族身份带来的窒息和苦闷,没有那种以救国为己任、背负民族救亡重任的历史感,而是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的冲击波及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的背景下,侧重于自我意识与个人价值的重构,试图在跨文化的时空域境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定位。如果说,“五四”为代表的世纪初留学生文学以民族寓言的负重为主要叙事模式,以启蒙与救亡的理想主义为价值取向,并且依从理性作文化选择;那么,新移民文学和叙事模式是个人话语的膨胀,价值取向上主要是后现代式的世俗意识形态的崛起,在文化选择上则表现出困惑和茫然。

  和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比较。

  白先勇、於梨华等笔下的留学生小说中,将中国古典美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客旅思乡的情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以及“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末世之哀与感伤,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作为自我身份追寻的乡愁叙事,60年代台湾留学生小说投射出台湾一代知识者处在台湾之于大陆、中国之于西方的双重文化认同下的困扰之苦。白先勇笔下的吴汉魂、於梨华笔下的牟天垒,有一种自我征询、确证自己、寻找自己的成长特点,隐喻了一代台湾知识者的精神苦闷。这种苦闷与台湾50、60年代的现实有一定联系。正如有人指出台湾50、60年代青年的普遍心态:“事实上,自我概念的探索也显示出当时年轻人的主要关切。”[7]新移民文学中的乡愁则要淡漠得多,80年代的作品中有一种“代表团意识”,也仅仅表现为面对西方时震惊或者失落的愤激情绪。

  三、当代文化语境里的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的起点当然是自改革开放之后。可以说,派遣留学生与改革开放的实施路线基本上是共生于同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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