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批中国留学生初出国门时，他们面对西方文化的凝眸注目的姿态，已经大异于清末有留学生鼻祖之誉的容闳的踌躇满志;也不同于为日本下女的“支那人”蔑称所苦而嗟伤不已的郁达夫。因为他们背后已经有了一个世界历史不可忽视的红色中国。尘封已久的红色教育既让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没落有着天然的抵抗情绪，又让他们在帝国主义现代化文明面前感到震惊和惶惑。

　　80年代新移民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苏炜曾经这样描述过这一心理过程：

　　(出国后)视野一下子变得如此开阔又如此狭小(因为无法融进这个社会)，精神一下子变得如此自由又如此拘谨(简直手足无措)，物质一下子变得如此富有又如此无着……等等的感觉。[8]

　　这种留学生初涉异国他乡时的眩晕实为一种“文化震惊体验”，它的核心实质是自我认同的困惑。这种困惑不止是这一代留学生自我认同的迷乱，也是个体带着一种文化的记忆进入另一种文化时普遍的情绪特征。但80年代新移民文学的这种情绪特征的有所不同处，是隐含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

　　在这一代成长于文革阴影中后期，甚至有过知青经历的留学生笔下，描述个人美国经历的时候，总不忘讲述“他”、“她”的过去，总不忘返回到记忆中的中国背景。作为一代人的记忆清洗，隐喻着创伤后的痛苦。不是迷失，而是沉重的“中国包袱”压在心头的爱国意识，是中华民族“匹夫有责”的故园之恋。

　　所以在苏炜笔下，《墓园》中留学生方祖恒，学富五车，精通拉丁文、希伯来文、梵文，可他无意于美国一份不错的教职，坚定地要报效祖国，引得老美疑惑地发问：“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要背着一个沉重的――中国?”美国晨光社成员于仁秋的《名人老古和他的室友们》中，留学生许兰香说了很多中国的不足之处，诸如“国内的环境，是上下左右一张网，想干点什么你放不开手脚”，“(多少科学家)在国内多少年没做出什么名堂，可一出来做两年访问学者，又是出论文，又是出发明”，但是当她看到中美排球大战中国队赢得胜利时，则忍不住又是欢呼又是鼓掌。

　　在经历了长久的文化断裂与文化封闭之后，80年代的主流社会心理是对现代性的急切追求和渴望。伴随着控诉的伤痛、反思的追问，这种现代性诉求迅速分解为二，一则为重新认识自我;一则为认识世界。

　　随着国门的打开，随着一批批留学生被公派出国，尘封已久的“西方”形象再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由于对“封资修”文化的全面批判，“西方”一度被作为“腐朽”的象征物指涉着资本主义阵营。“海外关系”长期受到阶级话语寒流的侵蚀，直到8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被人小心翼翼地提及、暧昧莫名的概念。在《牧马人》、《海外赤子》等电影里“西方”是物质丰裕但精神匮乏的象征。刻意表现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民族身份认同，舍弃西方物质世界的诱惑，是80年代初典型的价值取向。新移民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上的，但遗憾的是和彼时现代派小说、先锋文学的实验相比，新移民文学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它与8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伤痕文学有着密切联系。首先，留学生作者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指向、情感指向具有“后文革”时期的时代印记。集体主义教育和梦魇般的文革阴影，使他们置身于另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中，伤痛感最为强烈，也使他们容易将海外见闻和留学感受作为负载这种反思的载体。

　　其次，新移民文学是80年代大陆文学的一个有力补充。它的叙事格调直接复现了“伤痕”和“反思”乃至“寻根”的批判现实的倾向。当人们从痛责文革的感伤泪水中清醒过来后，反思文学出现了。《人啊人!》、《大墙下面的红玉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反思文革悲剧的根源。它们将目光锁定在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积垢日深的封建因子上，在历史长河和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寻找答案。新移民文学则将“伤痕”“反思”“寻根”的脉络共同置于旗下，只是它不是在痛苦的文革回忆中寻找失去的青春，悔恨被滥用的青春，而是在面对崇尚个体自由的西方文化中，痛悔成长记忆中的累累伤痕;不是在官僚主义和“左”的思想侵蚀中国的社会现实时，反思人性的扭曲与僵化，反思“左”的负面影响为国家带来的灾难，而是当个体置于另一种文化价值评判体系中时，以其为参照，反思东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是去古老民族的潜意识深处寻找影响民族生长活力的不良因子，而是沉潜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中，寻找中国人爱面子、讲人情为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总之，新移民文学置“文革”后的时代情绪、个人创伤于文化冲突的参照框架中，显出独特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

　　90年代初，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形成。如果说，80年代的一个个走马灯似的文学潮流，既是社会公众心理的一致共鸣，又是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与精英文化一起合力打造的意识形态宣泄和释放的途径;那么到了80年代末，一体化的文学格局被打破，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发生了分化。在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感到失落的同时，大众文化由于更能满足消费需求而受到热烈追捧。新移民文学“不幸”就在此时才受到瞩目，而且是以畅销书和电视剧的形式进入批评界和学术界的视野，所以一开始就被列入大众文化的范畴。此时中国学术界对刚刚萌生的大众文化现象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在精英文化看来，大众文化是一种纯粹娱乐的、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文化形态。

　　此时引起关注的新移民文学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9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中，成功和苦难两种叙事主宰了这一文类的大部分作品，以长篇小说居多。有别于80年代留美文学独树一帜的局面，呈现出留日、留澳、留欧文学百花齐放的势头。这些作品中纷纷把成功与否作为叙事的核心：比如宣称个人奋斗的价值在于得到美国式的认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留学打工之苦是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如《我的财富在澳洲》、《女博士旅美打工记》);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失落(如《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称：“在物质上，我已很富足;可在精神上，还是个零。”);留学是个人奋斗者的天堂，只要勇敢和智慧，就会成功(如《上海人在东京》);留学成为检验个人毅力和才干的试金石(如《我在美国当律师》)。

　　留学在90年代进入了追求世俗幸福价值观的视野。在理想主义的高蹈受到嘲笑，在理性精神受到解构，在英雄主义受到鄙夷，在认同世俗欲望、认同身体欲望，认同本能、直觉作为理性的抵抗力量的时代潮流下，金钱、性欲、别墅等以物质符号为标志的成功和幸福的代码高张，新移民文学成为这种想象的源头。中国人在异域奋斗的经历让读者满足于“留学――受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阐释;金钱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志――王启明成了纺织公司的老板，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成了成功的女商人。“美国、日本……是天堂或者是地狱”的极致描写让读者的猎奇心理得到满足。同80年代新移民文学不同，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有精神上分裂的痛苦，在“中国包袱”消失之后，取代的是成功的励志。他们义无返顾地投入到新的规则和价值体系下的奋斗中，去证明自己，并且炫耀这些“成功”或者“苦难”。

　　“祖国”的形象淡化了，“个人”的形象凸现。此时的新移民文学出现了俗文学的特点：价值取向上，认同“俗”，回避高雅，认同肉体的愉悦和狂欢，绝不背负道德的自谴;故事构造上，制造跌宕起伏的效果;作者群体更为复杂，有公派留学的，有打工为主、留学为辅的，作品也良莠不齐。

　　并且他们致力于表现的西方的形象也并不清晰，比如周励笔下的美国、蒋濮和樊祥达笔下的日本，刘观德笔下的澳洲社会，仍然让读者觉得隔膜。这是因为他们的视野过于拘泥于亲历性――他们很多人并未真正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是生活在边缘地带。性自由仍然是这些作品里表现西方的重头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的“我”不介意把与其他女人同居的白人作为自己的白马王子;《北京人在纽约》的王启明在国内是小提琴家，到美国迫于生计不得不做起纺织生意，和阿春偷情背叛妻子也毫不自责。性自由的快感成为他们优越于国人的一块金字招牌，带来主体内涵的低俗化和浅薄。功利化的世界观主宰了这些作品的灵魂。其实新文学作家(如老舍和许地山先生)早就曾经严厉批判过这类西崽形象，精神家园的缺席说明作者缺乏文化底蕴和修养造成的浅陋。这也是为何社会轰动效应大于其美学效应的原因。

　　从80、9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实践以及与当代文坛的关系来看，它从理想主义的复现书写走向了大众文化的世俗想象。

　　将新移民文学置于文学史地形图中进行不同角度的观照，我们基本上可以描述出它的文学特性。新移民文学表达了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心理，塑造了西方形象，表达了现代个体遭遇西方的愤激感受。它是一种个人话语占上风的叙事，侧重于自我意识与个人价值的重构。无论在中西文化冲突历史命题的表现下，还是在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追寻现代性的象征性体验上，新移民文学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隐喻文本。

　　注释：

　　[1]苏炜：《远行人・后记》[M]，上海：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