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伴生着以章太炎、秋瑾、金松岑、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南社等革命文学社团,以及一些倾向革命的文人为代表的,具有革命思想和革命色彩的文学创作,成为近代的革命派文学。革命派文学自孙中山提出革命纲领始,贯穿了整个革命过程直至民国成立,并且在辛亥革命之后还有反袁的二次革命等原因,革命派文学在民国成立后继续延伸,其结束时间可以划到1917年,以南社内讧并解体,新文化运动开始为标志。
革命派文学风格比较驳杂,不尽相同,而且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甚至十分“笃古”。但革命派文学仍然从多个方面推动了文学革新,影响了新文学运动。
从文学革新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革命文学,可能会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革命派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往往十分“笃古”。例如南社,就被认为是以革命和“笃古”为标志。再则,革命派文学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人生观大多仍然囿于传统道德伦理,而且政治先行影响了文学审美价值,也是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的常见问题。其二,即使他们有所革新,往往是上承改良派文学改良的成果,除了话剧是革命派引进之外,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对小说和戏剧的重视,都是从改良派开始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因为国粹思潮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一部分,以章太炎和国学保存会为代表的一些革命派学者,以国学、国粹来言说革命和排满,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所以这也是革命派文学笃古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革命派也希望用文学完成政治理想的宣传和思想文化的启蒙,如柳亚子说“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他们也主张突破某些传统文学程式,进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形式革新,如马君武说“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为表达革命的新思想新内容,不得不突破传统文学的程式,为宣传普及革命,也需要文字通俗化上有重要改革,因此,在笃古说之下,虽有拟古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创作,但革命派文学仍有动力推动文学的各方面革新并对新文学产生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革命派文学确实继承了改良派文学的成果,很多革新并非是他们开创的,但对于改良派的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革命派文学是有参与、有拓展,并有更多超越的,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学之前,奠定新文学革命的最后基石。在此对革命派文学的文学革新意义分述如下。
(一)革命派文学对文学革新的创新和扩散
革命派文学参与并拓展文学改良的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而且有比改良派更为丰富更为持久的文学实践。通过这些大量的文学实践,他们参与并推广了文学的革新改良,特别是在改良派逐渐退出文学舞台之后(1905年后革命派思潮逐步成为舆论与文学的主流),还继续在更大规模地改变着近代文学中拟古文学与近代形态文学的比重,(本文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应该包括近代时期仍然持拟古的形态和内容的文学,及经过改良而有近代化意识和形态的“近代性文学”。)以及改变着文体体系中不同文体(诗文与小说戏剧)相互间在创作数量、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的比重。
这种推广对近现代文体系统变革的贡献,可以参考传播学创新扩散理论来认识。创新与扩散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提出关于通过媒介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罗杰斯认为采纳者的个人特征、社会特征、意识到创新的需要等将制约采纳者对创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而社会系统规范、对偏离的容忍度、传播完整度等也将影响创新事物被采纳的程度。扩散过程中有五类创新采用者:革新者、早期的采纳者、早期众多跟进者、后期众多跟进者、滞后者。早期创新扩散主要依靠大众传播的宣传,后期则人际传播更为重要。扩散的发生过程中几乎大部分新思想、新事物的创新扩散的传播过程是呈“S”形曲线。开头采用人数很少,扩散的进程很慢,当采用人数增加到居民的10%—25%时会突然加快,曲线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在接近于最大饱和点时再次慢下来,因此,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要能够继续扩散下去,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采纳这种创新物。
革命派文学在近代文体革新的推广和扩散上,正合于创新扩散理论。革命派原本具备的反叛性、革命思想纲领和革命宣传需求,正是文学创新和扩散所需要的个人特征、社会特征、创新需要。他们建设了自有的系统规范和传播体系,出版印刷了大量报刊书籍宣传革命,同时既互相联络成群又有对民众的组织与宣传,既有强大的大众传播能力又有丰富的人际传播渠道。他们的组织性与群体性使革命派文学一举兼具了革新者、早期的采纳者、跟进者等多个群体的特征,既形成意见领袖群体,又形成了创新事物扩散必须的一定数量的基础人群,因此,革命派文学加速近代文学革新的扩散,是改良派的文学改良所不能比拟的。
例如,在大众传播方面,1900年自《中国日报》创刊后,革命派就兴起了创办革命报刊、印刷革命书籍、宣传革命思想的热潮。“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种左右。”
“在创办报刊的同时,革命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印书馆,如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国学社等,印刷革命书报。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大同书局也竞出新书。由革命派编撰和翻译出版的革命书籍,不下百数十种。”
此外,重大革命事件的轰动效应,也有助于相关出版物的传播。“1903年5月出版的《革命军》,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各地翻印达二十余版,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苏报案与邹容的瘐死狱中事件不能说没有影响。徐锡麟和秋瑾的牺牲,亦成为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文学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革命言说,革命派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大量相关题材的作品广泛流传。革命派文学也形成文坛上意见领袖群体,作品成为令人尊敬的典范之作。正如顾颉刚描述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时所说:
“那时革命的文学团体,是陈去病和柳亚子所领导的南社,……使得我们作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学叶绍钧就在这报上抄下了许多心爱的诗词,作为自己创作的模范。”革命派有意向社会各阶层传播的一些宣传文本,又使革命传播不仅有广度而且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深度。冯自由指出,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其影响甚至还深入了新军和学校,成为传唱的歌本。杨源浚的《陈天华殉国记》还说陈天华的文章进入了学校成为课本,“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湘中学堂,更聚资为之翻印,备作课本传习”。
又如对俗文学语言体裁的应用和改良,虽然是改良派提出和开始的,但在文学实践的成绩和规模上,对这项文学革新倡导的力度上,改良派文学是远逊于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前后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就是出现很多以革命为背景的通俗言情小说(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改良新戏和文明戏),作者包括革命者和倾向革命的文人,也是当时通俗小说作家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力量。苏曼殊的革命加言情小说开创了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常见套路,然后以徐枕亚的《玉梨魂》为起点,形成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热。近代革命文人因之成为近代作家的职业化和文学商业化的早期实践者,成为近代通俗小说和文明戏的重要作者群,对现代文学的生存方式也有重大影响。
以通俗文学中的戏剧为例,与改良派文学中改曲改良作品大多数局限于案头所不同的是,革命派戏剧除了案头作品,有更多实际演出。不仅有倾向革命的职业戏剧演员(如参加了南社的冯春航和陆子美)编演的革命剧目,还有许多热爱戏剧的革命者(如王钟声等)和革命文人,亲自组织剧团,亲身投身戏剧表演。他们在宣传革命启蒙大众的同时,也参与创造了近代戏剧的繁荣,促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近代形式的建立和早期话剧的成形。在长江中下游,革命文明戏剧团的巡回演出更将文明戏深入普及到了二三线城镇,扩大了文明戏的社会基础,培养了观众市场和从业者群体,促进了文明戏的市场化和职业化。(虽然文明戏也因此受商业因素侵扰,但另一方面也为使革命结束后文明戏继续生存,在政治之外获得更多文学独立性成为可能。)任天知主持的“进化团”带着《黄金赤血》《共和万岁》《黄鹤楼》等革命剧目,不仅在上海演出反响强烈,在南京、九江、芜湖等长江沿江城镇的巡演也相当成功。近年汪凤霞发现了南社文人联合春柳社及张堰地方剧团,在张堰镇组织文明戏演出的纪录,亦可见文明戏通过革命文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发展程度。(此外珠江流域也有兼演革命粤剧和文明戏革命戏班“志士班”。叶曙明.辛亥前后广州的戏剧和电影南方报业新闻[N].南方都市报,2011-09-27.)以往人们只重视在革命宣传方面的意义,而未意识到革命派的这类文字的这种广泛的传播和普及,尤其是深入到社会民众和学堂,对这一时代民众的文体习惯和文体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转移,实际为近代文学革新占领了文学阵地。质变以量变为基础。俗语体的应用,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对传统文学正宗文体的修正,小说和戏剧社会地位的提高,近代文学的所有这些方面的量变,在五四新文学之前,是革命派文学在实现着。
(二)革命派文学对文学的精神内质的解放
除了在外在文体形式的有限改良革新,革命文学还用更多的激情、灵感和个性的投入,在近代文学的精神内质上也带来解放。革命派文学更为主张个性抒发,要求体现真性情,有更多源于民主革命思想的对个人权利的初步觉醒。革命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把近代文学从僵化的程式的文学转向人的文学。
例如,不同于改良派只出于某些有意的工具性目的进行诗界革命,革命派诗歌形式的改良是他们革命精神和意志的自然外化。胡朴安为《南社诗集》作序,称革命派诗歌中不守声律之现象为“草泽文学”:“于思想言,为革命之先驱,有骤然不可抵挡之势;于文艺言,开解放之先路,有肆然不受拘束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