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烈士宁调元与周实的诗为代表,认为他们对诗歌形式的突破是自然泄发:“太一才气奔放,而学有根底,满腔热血,化作文字,随处泄发,故其所作,异于时流。其诗以缙绅定字学论之,或议其粗豪,或议其无律,而不知其固草泽文学本色也”。出于激情,发自本心,所以外在的形式问题,并不需要刻意强调和强求。

　　做为近代知识份子的普遍修养和习惯表达方式,晚清革命者大多都有诗歌创作,很多人并没有刻意要写什么“诗界革命”的诗,但革命派文学流传最广的作品,大抵胜在既情怀慷慨,动人心魄,又出语自然,通畅易懂。这种富有激情的“草泽文学”,是革命文学最值得珍视的成就,是它获得读者的主要基础。正如曹聚仁描述革命社团南社时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生。那时年青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为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于民族意识的。我们纪念南社,也就是纪念富于革命性的少壮文艺”。

　　再如,在革命激情之外,革命派文学还注重个人性情和体验。苏曼殊将诗人分成了“国家诗人”与“灵界诗翁”两大类。他说的国家诗人就是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以批判性地反映社会现实、民生疾苦为文学内容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而灵界诗翁则是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了重视表现个人性情和感触的诗学追求:“衲常谓拜轮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雪莱)足以合义山、长吉。

　　而沙士比、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而革命派文学中的国家诗人,也不忘激情洋溢,其中的灵界诗翁,革命同时就更富于个人感伤。苏曼殊诗歌写个人身世的感伤和情爱挣扎,缠绵悱恻又清新灵动,正是“灵界诗翁”型的革命派诗人代表。与之类似的情况是苏曼殊的小说,大多都是第一人称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写相爱的青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结合的痛苦,结局往往是人物的死亡或出家。这一类爱情小说主人公都是思想正直、倾向进步的青年,故事时代背景的表述和品评也是有排满和革命话语的,也是革命文学的一个组成,同时又充斥革命青年自怜自恋的时代感伤,很受欢迎。正是因为这种个人化的性情写作,使苏曼殊小说有他的“真气和风致”,也使苏式小说突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故事结构,形成以个人为主线,以大量的自述心理描写以及抒情描写为风格的一种浪漫抒情小说,并影响了五四新文学中郁达夫等人的小说创作。

　　总之,与革命派文学在文体形式上外在的有限改良相比,他们对文学内质的解放显得格外重要,并因此与新文学有了不可割裂的血脉联系,也是革命派文学超越改良派的又一内容。

　　(三)革命政论和学术文对近现代中文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的丰富和提升

　　革命派文学中的散文,应该包括学术文和政论、宣传读物等,其中的学术文,主要是指国粹思潮中的研究国学的文章,以章太炎及国学保存会成员为代表。与改良派附会今文经学的维新学说相比,革命派国粹思潮中的国学学术文对传统文化有更多史学的立场,他们的学术成果在破除旧文学迷信,梳理文学史和文字史,发展近现代中国文字的思辨和表达能力等方面都贡献良多,因而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化准备。

　　事实上,近代国粹思潮以复古的方式间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章太炎的部分弟子如钱玄同、鲁迅等是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正是在章太炎式的国学学术文以及严复的西学名著译文的基础上,民国初年出现了章士钊为代表的一种称为逻辑文的文言政论。胡适说:“章士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出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梁派的缺点。”

　　“大家不知不觉的造成一种修饰的、谨严的、逻辑的有时不免掉书袋的政论文学”。这种逻辑文虽然仍然是古文的形式,但有传统古文所没有的慎密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胡适称之为欧化的古文。逻辑文“传输的现代民主思想和西方逻辑思维方式对国人,包括文学家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14年章士钊创办《甲寅》,使这种逻辑文成为一时流行文风,以甲寅为中心聚集的一批作者,钱基博说:“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获二子焉:一直隶李大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摩士钊所为文。”

　　正是甲寅派作家群中的很多人,包括陈独秀、吴稚晖、杨昌济、李大钊、高一涵、胡适、易白沙、李寅恭、刘叔雅等,后来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群,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贡献者。可见受到提升的中文的逻辑思维力和表现力,后来成为现代白话理论性文字的内核,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也受助于此。

　　总之,对五四文学来说,革命派文学中的学术文,虽然是文言,但它促进近现代中国语言的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能力,是章士钊逻辑文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理论文字的先声,有人认为对新文学中的一种散文类型—学者散文也有影响。

　　革命派文学的文学革新意义还有很多方面,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立体的,例如,革命文人中还有很多职业文人,是近代作家的职业化和文学商业化的早期实践者,是近代通俗小说和文明戏的重要作者群,对现代文学的生存方式有重大影响。又如,革命文学社团南社及其周边各种文化社团,上承中国几复结社传统,外承西方社团风习,开创了有组织有纲领有固定出版物的近代文学和文化社团形式,“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陈去病《神交社例言》)虽然南社的雅集等行为仍有相当浓重传统色彩,但社员入社有入社书,定期集会,社团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价值观,有共同的纲领,有坚持了相当长久的社刊,社内组织管理也大体上遵循了民主选举制度,于新文化运动后的新文学社团不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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