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伤痕文学反思文革理想主义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 要:十年文革,摧毁了多少人的理想。本文意在通过截取伤痕文学中深深触动作者的片段和细节来反思文革中的理想主义。
关键词:伤痕文学 文革 理想 理想主义
一、背景介绍
伤痕文学: 直接起因于文革,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比较有名的作品有 卢新华《伤痕》,王蒙《风筝飘带》,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刘心武《班主任》,张贤亮《灵与肉》,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等。
二、文革摧毁了很多人的理想
理想,一个多么崇高的词。每个年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理想,也许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大多数人的理想是通过奋斗获得价值,包括金钱地位名声等,而在建国20年左右的文革时期的理想则是属于党和政府的。人们单纯而坚定地相信给他们带来新生的政权,单纯而炽热地崇拜一个被神话了的伟人,单纯而渴望执着地渴望贡献自己去建造一个被描绘了千万遍的乌托邦。那个年代的理想大于亲情,友情,大于金钱物质,大于舒适的环境,体面的工作。1968年12月22日, 党中央发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九亿人中国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为所谓的理想咆哮着,狂热着,冲动着,如飞蛾扑火般地以各种方式走上了知青之路:
1.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不用再找我了。(卢新华《伤痕》)
2.礼炮在头顶上轰鸣,铜号在原野上召唤。还有红旗、红书、红袖标、红心、红海洋。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九亿人心齐得像一个人。从80岁到8岁,大家围一个圈,一同背诵语录,一同“向左刺!”“向右刺!”“杀!杀!杀!(王蒙《风筝飘带》)
3.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毛泽东生日前晚我们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给毛主席。大家叽叽喳碴,兴奋得眼睛冒光,直议论到十二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
4.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看到有上山下乡的号召,就毫不犹豫地填了志愿表。(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当如此多热血青年采用那么决然的方式奔向一个梦想,去寻求他们心中的使命和和理想的乌托邦。现实的残酷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美好而圣洁的理想
“青春的葬送,寂寞和无聊,耗尽体力,头脑空空,纯朴的乡亲,对权力的恐惧,前途的无望以及妥协等待。这就是所谓的知青生活。”(韩东《母狗》)
“骇人听闻的分吃死的婴事件、十名平均年龄17岁多的女知青被活活烧死、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像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邓贤《中国知青梦》)
5.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
6.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7.一女知青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邓贤《中国知青梦》)
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10年文革,使大部分人的理想就这样破灭。人们发现原来自己抛弃亲情友情爱情,抛弃优越的生活,抛洒了10年青春和梦想的东西竟然是这样子的,原来自己先前一直坚持的东西是如此空无和虚假的。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而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更是一种心灵屠杀。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那寒气逼人的失落感、绝望感、荒谬感充深深地浸透着他们。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文革摧毁了那个年代大部分人的理想。
三、反思文革中的理想主义
诗人高伐林在《诗刊》8月号上发表了诗作《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
亿万人浑圆的信念与激情怎么裂了
让苍蝇玩弄于毛茸茸的股掌?
人民推举了自己的领袖,为什么
只能跟在他身后,一步步几乎走向沦亡?
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
怎么汇聚起来成了狂澜恶浪?
……
这也许能表达我们大部分人的疑惑。不是说为了理想而奋斗吗?不是说理想可以大于一切吗?那么,为什么“文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为了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全力以赴,到头来却还是粉碎了理想,撞入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的迷津呢?当时光的流逝已允许我们较客观地分析文革的起因时,哲学家李泽厚的论断也许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人士对发动文革的原因的看法。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来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西方的许多中立学者也指出文革发动的因素是权利和理想的兼有。而这就是问题所在,当理想一旦渗入了权利,所谓的理想就会扭曲甚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界。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指出“在‘文革’式的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的理想主义之间,还有一道鸿沟。就是权力。所谓理想主义一旦进入了权力的层面,就可能产生极其虚伪的后果。”(《“声音”背后的故事》,《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五期)。是的,我们可以具体地说出上百条文革悲剧的原因,党内民主不健全,人性中固有的邪恶等等。但我认为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权利和政治介入每个人的理想。当党内一部分人用权利的方式把理想虚幻地赋予到人民头上时,文革的悲剧就已经不可避免。
如今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快离我们30年了,然这种政治乌托邦,文革式的理想主义在人间播种下始料不及的罪恶仍深深地浸透入每一个人的身上,理想破灭带来的幻灭感在青年一代中蔓延,而如何避免理想的乌托邦在实践的过程中再次破灭,仍值得我们在重建个人信仰的时候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