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年代到40年代，作为西方文化思想两大源头之一的基督教思想逐渐渗透进中国作家的知识和精神结构之中，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基督教文化对五四时期文学影响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作家就在文学作品中尝试采用基督教观念为其输入新的意识与内涵。结合不同时期基督教被中国作家接受的情况，主要从博爱精神、忏悔意识、自我救赎3个方面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并分析了由此而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新维度及其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爱;忏悔;救世;自我救赎

　　五四时期，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念得到了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认可和推崇。从启蒙大众、重铸国民性的角度，基督教的“信、望、爱”被赋予塑造民族精神、建构新民道德的使命。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都曾撰文考察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呼吁中国新文化建设应该吸收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观念，主张人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一”， 出于对基督教宽恕、不争、仁爱等思想价值的认同，胡适主张对基督教采取容忍和了解的态度，希望借此建立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的“真宗教”。周作人“人的文学”所主张的“人道主义”以“爱人类”为基本内容，就是基督教“爱邻如己”观念的体现，表明了重视基督教思想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启示意义。可见，在五四时期，基督教精神成为了文化先驱思考建构现代人格和新文学精神的一个价值基础。

　　1 博爱精神

　　基督教是一种宣扬爱的宗教，“在源初基督教的意义上，上帝乃是出于爱才创造了世界”，这种爱不是狭窄的爱和相对的爱，而是普世的爱、超越的爱和博爱。基督教爱的内涵在上帝之爱中得到完美体现。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然万物和人类，而且为了拯救堕落的人类，不惜派自己的独子来到世界上，领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所以《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在这种爱的光环之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谁，无论他或她曾经是一只多么污秽、不洁的迷羊，上帝都要使其得到救赎。上帝不仅以自己的爱唤起世人对他的爱，更以爱将世人连接在一起。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通过爱发生联系，人的生存不再孤独、空虚，人在爱的交流中获得生命价值和意义，爱为人生提供了价值和意义。

　　基督教对爱的超越性理解影响到一些中国现代作家。冰心是五四时期具有明确基督教信仰的诗人，早年曾写下很多表达自己宗教情感的诗歌。比如《傍晚》、《夜半》、《黎明》、《清晨》等。作为宗教诗歌，这些作品表达的是诗人对上帝的崇爱与赞美。冰心从自然宇宙的完美和谐中感受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奇，在神秘的宗教氛围中体悟上帝充满宇宙的爱：“上帝啊!你安排了这严寂无声的世界。/从星光里，树叶的声音里/我听见了你的言词。/你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人又在哪里?/上帝是爱的上帝，/宇宙是爱的宇宙。”(《夜半》)冰心对上帝的崇爱不仅表现在对其创造自然万物的感恩，也体现在她对基督耶稣受难意义的理解上。在《客西马尼花园》、《髑髅地》、《他是谁》中，她通过描写耶稣受难突出耶稣对上帝的忠诚，最终颂扬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之爱：“上帝啊!因你爱我们――父啊，只照着你的意思行，阿门。”在感悟上帝之爱和表白自己对上帝的崇爱时，冰心体会到上帝就是爱，爱上帝所爱的就是爱，这样爱上帝与爱邻人就结合起来：“我和万物，完全是用爱濡浸调和起来的，用爱贯穿连结起来的，只因充满了爱，所以我对于宇宙万物所出的意念、言语、行为一切从心所欲，又无一不合于爱，这就是自由。”这样，爱就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心理感情，而且也是一种基本的生命态度和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

　　2 忏悔意识

　　忏悔来自基督教的“原罪观”。基督教文化认为“原罪”与生俱来，是全人类共同的罪性，人类只有不断进行忏悔，才能走向回归上帝之路，最终获得救赎。忏悔一直是西方文学中一个持续不衰的重要主题，五四时期，基督教的忏悔精神为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纳入他们自觉的人格建构活动。陈独秀号召国人忏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以便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李大钊也对忏悔思想非常欣赏，对用文字表达忏悔意识尤其关注：“我们对于忏悔的人十分可敬，我们觉得忏悔的文字，十分沉重，严肃，有光华，有声响，实在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福音。”

　　作为新文学抒情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庐隐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接受启蒙最早觉醒的现代 “精神之女”。她以敏锐的思维、倔强的性格、清醒的意识和自身的生命体验， 在感伤哀怨的基调中， 以一种苦恼而又执著的心态， 通过对女性的心理大胆直率细腻深入的剖白， 把对女性“解放”的怀疑 和忧虑、对人生意义探究、对无法把握的命运遭际的哀怨的寻求的笔锋，深深地植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庐隐以一颗充满爱和同情的心写出悲惨世界中下层人们的苦难遭遇。她真切地描绘不幸社会的悲苦人生，表达对不幸者的深深同情。抒写对黑暗世界的强烈的愤感与不平，在她的眼中看到的多是世界里的“恶”。她的作品充满了悲哀的色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庐隐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内涵。庐隐真诚地相信，“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也都有罪，除了信耶稣，不能逃出地狱，所以悲哀成了她思想的骨子。她说：”无论什么，一双痛苦的眼睛关照芸芸众生，她“总拿着一声叹息，一颗眼，去笼罩宁宙，去解释一切”，她“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悲凉之音”。因而庐隐被人称为“感伤派女作家”。

　　3 自救之路

　　基督走上十字架固然是为了救赎世人，但基督教更强调人通过承担原罪实现自我救赎。这也影响到中国人对于救赎的认识，吴宓即认为“今人之谈宗教者，每多误解，盖宗教之归固足救世。然其木意则为人之自救。故人当为己而信教，决不为人而信教也。” 一直到穆旦，中国的诗歌中向来缺乏自我救赎意识，而穆旦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穆旦的救赎意识以对人类原罪的认识为前提。这种原罪意识和灵魂的“恐惧”使得他真切感受到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走上了自我灵魂的皈依、救赎之路。由于受到《圣经•约伯记》和《所罗门传》的影响，不断在敬畏和怀疑中感受上帝的意图，最终将思考集中在人性自身，实现了与上帝的结合，完成自我救赎。他在诗歌中写到：“如果因此我们变动了光和影，如果因此花朵儿开放，或者我们震动了另外一个星球，/主呵，这只是你的意图朝着它自己的方向完成。”在《隐现》中他写道：“我们各自失败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我们绕过无数圈子才能在每个方向里与你结合。”通过怀疑之路， 由于人性的不完满和命运中无法把握的力量的影响，人类的行为往往会造成无意识的伤害和不幸。穆旦通过自己的灵魂之旅深刻阐发了基督教原罪意识的人性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每个人都具有原罪，而能够救赎人类，让灵魂归于平静的也只有宗教一途。

　　从20年代到40年代，作为西方文化思想两大源头之一的基督教思想逐渐渗透进中国作家的知识和精神结构之中，五四时期中国知识份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解读，可以看出他们对待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复杂心态。在当时独特的历史语境中，知识份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义意识下知识份子的基督教的倾向，或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扬，或对有关基督教问题的思考，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救国救民问题的深刻反思，这不仅使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得到拓展，而且丰富了作品的意义内涵。在基督教文化的思考中包含着强烈的人性化追求，在深入思考宗教文化本质内涵的同时，更积极地思考着人性的本质内涵，提升了中国文学的精神维度，记录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印迹。

　　参考文献

　　[1]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A].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C].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舍勒著.林克等译.爱的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5.

　　[3]庐隐.庐隐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4.

　　[4]吴宓.我之人生观[J].学衡.1923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