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章历史悠久，追溯其源，上古已有之。（倜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里的“书契”是指文字，“夬”是指决断、解决问题，即“应用”的意思，这是自有文字以后就有应用文的有力证据。
可见，应用文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严格界限，文学的独立也并未使应用文或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相反文学因素在应用文中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
现代应用文特别是公务文书，不能代表个人意志，不能渗入个人感情，不能体现写作者的个人想法。而古代应用文在叙事、说理、议论中，可以体现个人的意志、渗入个人的情感甚至可以用文学手段塑造人物形象。
上行文中，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堪称个体形象塑造的典范。魏征希望太宗时时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忘“竭诚以待天下”，防止“纵情以傲物”，警惕“载舟覆舟”。这种真挚的情感，发自肺腑的忠告，不仅体现了这位老臣时时刻刻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塑造了一个刚直智慧、善于辞令、深谋远虑的忠臣形象。这个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他是历代公务活动中杰出人物的代表。
东汉虞诩的《荐左雄疏》，在群体形象的塑造上则让人印象深刻：
“臣见方今公聊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自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謇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全文80余字，把左雄直言进谏、尽节尽忠的气节与官僚们那种为官拱默、一味随声附和的作风相对比，在突出左雄刚正不阿、一心为公的品格和气节的同时，也把“官僚们唯唯诺诺、结党营私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单一个“拱默”（拱着手、默不作声的样子）就把那些唯唯诺诺、遇事不敢表明态度的官僚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
情感因素是现代应用文写作的禁区。古代应用文则多采用散文的写法，更注重情感的投入。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情感因素在古代应用文中占有重要比例。
由于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给帝王写上行文是有一定危险的，写作者要想让帝王采纳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就得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用“情”来感染对方。
这方面，李密的《陈情表》可以说是一篇以“情”编织的经典之作。一面是晋武帝屡下就职、逼迫甚急的诏书，一面是与自己相依为命、年纪已高且孤苦无依的祖母，为了既能尽孝又避免猜忌而招杀身之祸，作者从“情”出发，拿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幼有所依”、“老有所终”、“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伦理道德和面对君主推举重用以生命也难以报答的恩典作对比，写自己早年丧失父母仰靠祖母怜惜、抚养才有今日，而今祖母年迈“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且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句句含情，声声是泪。难怪武帝读后由衷感叹“士之有名，不虚然哉！”这里，作者正是以委婉、真挚的感情，打动说服了深明大义的晋武帝，最终如愿以偿。
以情感人的下行文的代表作很多。如李世民的《答群臣封禅表敕》中写道：“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这里似君臣议事，完全用商量的语气，表达了一种真挚的感情。又如刘邦的《入关告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人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这里用了第一人称“吾”，对秦民则称“父老”，态度何等真诚，语气何等关切，毫无一般政府文告的威严与霸气，体现了刘邦淳朴、宽厚的性格。
现代应用文行文语言平实、质朴，以叙述、说明为主，不尚修辞。而古代应用文可以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以达到生动、活泼、脍炙人口的艺术效果。在语言表达上，除叙述、说明外，还可以议论、抒情；在内容的表现上力求形象鲜明、生动；在修辞上则大量运用比喻、夸张、对偶、对比、拟人、排比、用典等修辞手法，使行文摇曳多姿、荡气回肠。这正是古代应用文流传千古之魅力所在。
司马相如的移文《难蜀父老》，驳斥蜀地父老反对通西南夷，引禹治水之例，写禹治水的辛劳，“肤不生毛”，称贤君创业，“驰骛乎兼容”，写百姓仰慕汉风，“举重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是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而写的一篇檄文。文中写道：“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由山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文中大量运用铺陈、比喻、对比、对偶、排比、比拟、夸张等修辞手法，酌古御今，文质相胜、辞采飞扬。
总之，古代应用文写作中有形象、有情感，修辞手法灵活、语言表达方式多样，这就使古代应用文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审美价值，从而呈现出文学化的倾向。
古代应用文每个方面的特征，都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要探究其文学化的原因，必须深入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时空，从社会、文化、心理等互动关系中寻找答案：
社会因素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同源。文学起源于劳动，应用文更是直接为当时的劳动生活服务，二者相伴而生。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作品一旦问世，就很难说清它是属于满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应用文，还是属于满足人们某种审美需求的文学作品。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既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应用文，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记事文学的开端；《尚书》中的文告，既是应用文，又是我国文学史上散文的萌芽。
二是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的界限模糊不清。从现代文体分类标准看，应用文体与文学类体裁因各自表达对象的思想内容、功用特点及表达方式的不同而泾渭分明。而秦汉之前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则是
文史哲一体、诗乐舞结合。由于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同源，古人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是模糊的，在写作实践上则表现为古代文章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交融、交叉。《尚书》中收录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种，就说明当时的官方文辞已根据用途和体式的不同分别归类命名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进一步指出了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又把所有文体分为“文”与“笔”两大类：“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不过，这个分法比较笼统，仍没有触及“应用文”与“文学”的本质区别。可见，古代文学与非文学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古人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是比较模糊的。
三是与古代的选官制有一定关系。中国古代政府机构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是门阀世袭和科举考试作为门阀的后裔，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则更非等闲之辈。这些人做了文官后因为远离文学创作，只能在应用文写作中表现自己的才华。正如白居易所说：“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就是说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诗人将目光转向自然，将才华倾注于山水。从政愿望实现后的文人，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才华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应用文写作。他们的目的是既要让皇上采纳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又要让皇上赏识自己的才华。因此，所写的应用文有意无意中充满了文学色彩。
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三个：
首先是古人崇尚文采。古代，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文人骚客，都十分重视文采。孑L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文”就是指“文采”，没有文采的作品是不会流传久远的。汉代强调“诗赋欲丽”，曹魏时代追求辞藻华美、句式对仗、音律和谐。在这种形势下，重词藻、讲对偶的骈体文就成了文坛的新宠，不但诗赋明显骈化，而且诏、令、表、疏、碑、铭、诔文、祭文等都采用骈体。尽管经过唐代的几次文体革新，但骈文文学性强的正面效应对应用文的影响已根深蒂固了。
其次，古代应用文受古代文论的影响很明显。古代文论在内容上强调文采，主张应用文写作要“典雅”，曹丕在碘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出“奏议宜雅”的观点。陆机在<赋》中也说“奏平彻以闲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横经为式者，自人典雅之懿。”模仿经典来作文，自然就有典雅之美。何为典雅呢？刘勰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即要熔化经典，以经典为法式，走与儒家相同之路。这就是说应用文写作要以儒家经典为典范，选取雅正的古语来丰富词汇，这样应用文自然会趋于典雅之美。此后，“典雅”便成为古代应用文的文体风格和标准。
再次，古代文论本身在语言上也富有文采、、陆机的《文赋》在论述文章的文质关系时，提出了“理夫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观点，作者以主干喻内容，以枝叶喻文辞，比喻清新、生动。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效法以书写作的六种好处：“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更使文采美达到极致。文中赞日“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签。”这段四言诗式的赞语不仅文字优美，也有很深的美学理论意义。范文澜曾对这段文字做出高度评价，说刘勰是能把骈体文字写得比散文还要优美流畅的人。高山重迭，流水环绕，众树错杂，云霞郁起。作者反复观察这些景物，内心有感而发。春光舒畅柔和，秋风萧飒愁人；像投赠一样，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样，景物又引起作者的灵感。
可见，古代文论在内容和自身上强调文采，这种师范作用推动了古代应用文文学泛化的发展。
心理因素也是古代应用文文学化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主要体现在写作目的上。写作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子，具体的公务活动，决定应用文的内容写什么，应用文的读者决定应用文的作者怎样写。
因此，为了实现写作目的，写作者不但要使应用文的内容条理清楚，有逻辑性，而且要想尽办法让读者接受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应用文的具体内容得到实施。对上行文而言，要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上书的内容有所采纳，写作者要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既要用真知灼见晓之以理，同时又要用真情实感动之以情，还要有文采、语言动听耐品。对下行文而言，作为帝王，由于他的言语作用重大，往往要载入史册，所以他对写作十分慎重，也要注重真情实感、讲究文采。
总之，古代应用文的文学化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该现象的产生存在多种动因。它是古代社会特定的产物，它在古代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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