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虽然模式2的知识生产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但是人文科学，包括文化研究不能并未从中分享好处。昂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国家研究院为 "与工业的战略伙伴关系-研究与训练纲要（ SPIRT-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Industry-Research And Training Scheme）提供的基金，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基金不断增加。这一纲要奖励那些与工业部门合作的学术项目。显然，模式2知识生产系统正在得到研究政策制订者的有力激励与推进。但问题是什么是"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文化研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如何能够适应这种新的关系？

　　对伙伴关系持乐观主义的人常常主张让大学更深地卷入更大的共同体与社会并与之协作。然而昂指出，追求伙伴关系的明显的潜文本是一种无情的经济理性（ruthless economic rationale）：它是一种在一个正在减少公共基金的时代获取更多的外来基金的途径。结果，只有那些有潜力的、拥有可以带入合作的基金--就好象是一种嫁妆--的合作者才会受到青睐。谁是会成为这样的合作者呢？在最通常的情况下，这些合作者是一些商业界、工业界或政府部门（所谓"赌金保管者"），而不是无钱无势的基层群众团体或普通大众，不是底层公民。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外来收入成为大学业绩的一个主要指标的体制中，大量存在的是眼睛只盯着钱的所谓"伙伴关系"。昂写道：每当与一个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签署协议，西悉尼大学的研究办公室都要自豪地在全校宣布已经取得的基金数目。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以外来资金的获取为基础的研究活动的重要性被削弱了。这对于人文科学（包括文化研究）是特别不利的。

　　那么，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进入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不可能的么？昂认为当然不是。实际上，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将可以为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外来合作者提供很多东西，从文化在社会中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来看，就尤其如此。但是正因为合作者是被期望付钱的，所以在关于伙伴关系、关于知识生产模式2的所有观点，就必然笼罩在一个工具主义的、商业化的、简单实用主义的期待视野之中。如果这种"期待视野"支配了对于研究的有用性的界定，那它就可能被缩小到狭隘的、讲求短期效应的维度。唯短期效益是求的课题可能很容易吸引资助，而其他的无人理睬。比如，悉尼的地方议会、政府部门、共同体组织，甚至小型的商业协会，近来都乐于资助阿拉伯青年与犯罪研究。考虑到遍及整个城市的对所谓"黎巴嫩帮"（Lebanese gangs）的道德恐慌，这是毫不奇怪的。十有八九这种研究被想象为能够提供对于这个青年犯罪"问题"的直接解决。这就是"研究伙伴"将会乐于花钱的研究课题。

　　4、 我们为什么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

　　这就使我回到文化研究的"相关性"的问题。昂认为，文化研究的特殊知识贡献将是阐明以下的事实：把黎巴嫩的男孩（Lebanese Boys）妖魔化为潜在的犯罪者，这本身就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它强化而不是缓和共同体内部的分歧与紧张。对此的文化研究因而必须批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在族性、青年、犯罪之间所作出的想当然的联系，以及它在为什么黎巴嫩男孩会这样行动上产生的复杂、矛盾的结果。此一类型的文化研究的目的恰恰是阐明潜在的、有助于"黎巴嫩青年帮"这个问题之建构的那些文化意义与文化假设，它将质疑对于黎巴嫩男孩的表征政治，这种表征政治包含在管制与处理这些青年人的尝试中。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文化研究将揭示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的概念的滑移与偷换。换言之，这种研究将通过揭示内含于命名与描述问题的方式中的偏见，生产出一种自我反思的模式。但是，合作者会喜欢这种类型的研究么？他们会把钱花在这上面么？他们会发现这是有用的、相关的么？

　　因此问题的症结恰好在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问题的直接解决的合作者不可能对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的研究感兴趣，然而昂认定，使似乎是自明的、不言而喻的问题复杂化，正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应用的人文科学模式--所作的、所能够作的和所应该作的工作。不幸的是，经济理性与工具主义的框架--合作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形成的--不会轻易为以下的研究提供空间，这种研究的有用性在于开启新的问题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文化研究想要找到在模式2的知识生产世界中的合适位置，对于有用性与相关性的界定就必须超越直接有用性的层面。我们必须表明：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实际上是有用的，更加复杂地、反思性地思考问题，从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角度看，实际上对于社会的稳定（打个比方）是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杂化的世界，在一个专注于经济增长、自由市场与技术速度和效率的世界上，社会内部的群体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资源，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把握与解释周围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知识资源。各种散见的例证表明，在基层大众的层面上，存在对于新观念的强烈渴望，而同时也存在着新思维与新视点的巨大贫困。例如，昂指出，在当地政府与其他组织中，"共同体"、"身份"、"多元文化"、"机会与平等"等概念已经在一个封闭的意义循环中变得陈腐僵化，缺乏激发处理手头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能力。昂提到了波林·汉森（Pauline Hanson），一个鼓吹"亚洲人回家去"（Asian people go home）的极端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者，她的影响现在已经渗透于公共文化中。昂认为这既是这一创造性方法的匮乏的征兆，也是它的结果。这一匮乏是一个文化僵局，这个文化僵局需要特定的文化介入--一种阐明意义、表征、价值在社会环境的诊断与安排中的建构作用的文化介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比以前更需要文化研究的原因。由于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当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所以最为需要的是使公民能够"解读"其自身环境、理解他们在形构这些环境中的多重作用、质询其自身的思想形式（mindsets）的那种知识与技巧。急需的东西还包括人们自我反思地创造共同的基础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中，对于社会的未来安排才是可以设想的），以及与大量不同地位的他人合作的能力。总而言之，文化研究的独特的知识传播与用途在于提出事关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提供对于指定问题（set question）的实证主义的答案。无疑，这是写作一篇好的政论文所需要的知识生产的专门技能，这种被文化研究纳入多少有点艰涩的政论文写作的技巧与知识可以转化为协作的语境，而这种协作的语境将获益于对意义生产过程本身的阐述与质询。文化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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