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一词给现代文人留下的是无尽的遐想。政治上的腐朽，经济上的衰竭，民生上的困顿，与文学上的生机勃发并行不悖。恰如牛粪上长出的x粟花，充满无尽的魅惑力。不管对晚清的文学成就作何等的评价，晚清的文学繁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繁荣的原因，学术界也有过许多研究。列强的入侵引发的社会震荡，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报章和现代印刷技术的传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清文学的超常规发展准备了条件。然而这只是一些外围的因素。晚清文学繁荣的更深刻动因应该到文学活动的主体——晚清文人集团中去寻找。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还原晚清文人生活的历史场景，追溯晚清士人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从而对晚清的文学活动的主流作一个文化史的考察。

　　一 从士人到文人：晚清士人的文化转型

　　数千年来，“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士人读书做官的示范作用使得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民间社会的代表，甚至可以与政府分享管理民间社会的权力。

　　张仲礼认为，晚清士人指的是在野的地方社会的精英群体，它包括科举之士及通过其他渠道(如捐纳、保举等)获得身份和职衔者。他们因此被赋予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权，从而“高居于广大普通老百姓即‘平民’之上，统治着中国社会及经济生活，同时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大小官吏”。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士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一方面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的自我定位有关。对晚清士人的界定，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政治态度。对此，王尔敏有这样一段分析：

　　“清季知识分子，自然大部分是传统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人物。……第一，没有政治传统的阶级性，而是在个人凭借各项有利的发展条件下成功为社会领导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却限于正统的知识灌输。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书算技艺，优伶乐工的传习技艺，均不被视为知识分子。第三，是传统职性分类申的‘士’，即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对于身份立场，他们的自我认识，是有几项原则的条件。认为必然属于知识分子行为的表征。也就是他们身份责任的自省。其一，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二，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三，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則兼济天下’。其四，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这般的有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的人，才可以说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晚清士人的这种自我定位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经历息息相关。不管明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如何走向了它的极端，从而离当初设定的“选贤与能”的目标越来越远。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修齐治平是一套相当完整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韦伯在描述中国的士人阶层时写道：“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这种人文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士”的阶层，而且造就了“士”这一阶层的独特政治责任感。

　　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明清两代士人将自己与皇权紧紧地绑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充当帝师王佐。为此，他们不得不终身研习官方钦定的四书五经，以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有道光、咸丰时人述江南民间风气：“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不以为才，二十而不与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在此世风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便拥挤到读书科举的道路上来。

　　晚清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造成了科举之途的堵塞。《剑桥中国晚清史》讨论过晚清“传统统治阶级的膨胀”，即科第名额的增加、买官鬻爵盛行、官绅的膨胀和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多，所造成的政治无能和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及没落等后果。关于晚清士人的数目问题，熊月之认为，“道咸年间中国秀才以上的知识分子约为50万人”。此后的数目字当更为膨胀。因此当时就有人慨叹：“四民之中惟士为最多。”而官员的数目有限，“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的总人数可定为近2.7万人。其中近2万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文官中大约一半是京官，一半是地方官”。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进士一般总能授实职，大约三分之一的举人也能授职”。三年一科的进士，名额每科不同，一般是二百多至三百左右；举人则每科约为1500名。而“在19世纪，‘正途’绅士步入仕途的约占5％”，甚至更低一些。这意味着在晚清一代，大部分考中的士人，不是当官。即使如此，派往各省的候补官员已经大量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士阶层中的一些人甚至堕落为“游民”。

　　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科举的地位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胡思敬谈到那时候的情况是：在社会下层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盐起家，拥资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

　　文中提到的废科举一事发生在1905年。是年清廷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变革，意味着士由读经而科考、而人仕的传统进身之途被堵塞，代之而起的是人新学堂学习和出洋求学的要求。

　　停止科举考试的命令对于晚清士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大批士绅知识分子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资源获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正如当时人指出的：“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科举的取消中断了晚清士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失去了向往中的人生的必然归宿。于是这些与主流社会疏离的文人，在无可奈何中寻求另外的价值支撑。“士人们为谋生便不得不到传统制度之外去寻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这样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士风，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在这种生存方式的变化中，而渐渐发生了改变。”

　　晚清士人的大多数只能选择教书做自己的职业。在村社和宗族的学堂里，或为富人做西宾，为生计而奔忙。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2)1894年中举，以后三次会试未中，一生未做官，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自己播种，耕作，仅收割时雇几个农夫，并在太谷县一票号商人家中任塾师近二十午。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了教馆者的种种辛酸。一是收入的微薄：如1893年6月21日记：“半途遇一教书人，……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之至也。”一是生活不能自主。如1896年3月24日记云：“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一是地位低下，如1896年12月28日日记：“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遂使他发出不平之叹：“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1897年4月30日日记)第二种出路是做幕僚。据鲁迅的回忆，家乡的读书人一旦不能仕进，往往以此为终身职业，——绍兴师爷在晚清官场是很出名的。能人幕的晚清士人虽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前途较当塾师要好得多。他们的生活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以及雇主的信任度。第三种是经商。明朝中叶以后，既有不少商贾子弟投身科举仕途，又有不少士人下海经商。士、商合流的趋势正在形成。既然科举之路已绝，经商不失为一个好的前途。晚清士人的经商，自郑观应、张謇始。1894年4月，张謇赴北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目睹国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与谋，虽科举成名，张謇却不愿意求官，而是要“奋志农工”。张謇兴办实业成功，开创了一代士林新风。在他获得成功的感召下，大批士人纷纷弃儒从商，成为近代化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者。从气度儒雅、高谈心性的旧式士人到计较利润、筹划企业运转的实业家，这无疑是晚清士林的一大巨变。第四种出路是从事于教育、新闻、法律、医务、文艺等行当的自由职业，变为专门人才。这部分以年轻人居多，其中就有选择文学行当、从事文学活动并以此为谋生饭碗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从事于文学这个行当，常常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环境和市场选择合力作用的结果。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到以个人的专业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的文人，晚清读书人经历了从士人到文人的角色转换。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和切肤之感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得新的人生选择成为可能。

　　二 从经世之士到文学之士：晚清士人的文学活动

　　在传统士人眼里，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不过是“雕虫小技”，诗词歌赋不过是养性之具，小说更是“小道”，不能与修齐治平的“大道”相提并论。但在晚清士人那里，文学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它还可以是谋生之具，甚至，说得更冠冕堂皇一点，“新民”之具。

　　对于晚清士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动机，有学者作过这样一段论述：

　　“停止科举，考试无用，仕途湮塞，单子弃学，儒生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因是多用笔名，不肯暴露真名。适报刊发达，相得益彰，得风气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而非彼名也。且多为举人秀才，岂是偶然而有?”

　　这段话明确地点出了晚清士人“弃八股”与“著小说”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一面是功名无望与生计日蹙，一面是江海口岸给他们提供的“卖文求活”的职业机会。旧体制的放逐和新体制的召唤，给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晚清士人的出路问题并不是在废科举以后才发生的；士人在晚清社会结构变革中的边缘化趋势一直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官场的人口太小而他们舍举业之外别无所长。科举之废进一步恶化了晚清士人的生态，加剧了他们在投身新的职业生涯当中的紧张心理。因之，晚清从事文学的士人大多是科场失意者。“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李伯元虽“少擅制艺及诗赋”，曾以第一名中秀才，后来却“累举不第”，而立之年干脆抛开应试学问，携家来到上海办报纸。1901年即辛巳年“朝廷开特科，征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曾朴20岁中举，进士考试偶然落第，于是对科名、做官失去了兴趣。转而苦读法文，钻研西方文学；戊戌事变后辞官回江南，与朋友一起办新式学堂，创小说林社。与曾朴一道创办小说林社的另一位江南才士徐念慈“弱冠淹博中文学术，擅算数，能文章，以时誉名于乡”，21岁中秀才后就抛弃了应试学问，“弃帖括之学如敝履”，而致力于新教育和新文化。他在《小说林缘起》一文中对中西小说的评述有着独到的见解。民国初期被目为鸳鸯蝴蝶派首领、在旧派小说家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包天笑亦出身士林。1894年，19岁的包天笑进学后，开始接触各种新学报刊，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学外语，开书店，办《苏州白话报》；后在山东青州府的新学堂中做教员。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写起了小说，他回忆自己进入上海的小说界的经过时，颇有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