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人对纯文学的议论多了起来，似乎影响当代文学发展的障碍在于纯文学，没有了纯文学，文学的危机和失落就可挽回，当年被千宠万爱的纯文学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千古罪人似的。这以李陀的《漫说“纯文学”》(原文载《上海文学》第三期)一文为代表。有趣的是李陀当年是极力鼓吹纯文学的，而今却弃之如旧家具，个中意味颇可玩味。我以为纯文学的现实意义不可抹杀，更不是妨碍文学走向辉煌的路障。

　　一、纯文学的“纯”是一种指向，不是定量

　　近期对纯文学的议论，主要集中在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质疑，因而在言谈纯文学时，往往加上引号，就像言谈“文革”时要加上引号一般。“文革”加上引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特指，“纯文学”被加上引号是因为言谈觉得纯文学本身不可信，引号本身意味着否定和怀疑。否定者和怀疑者的依据便是对“纯”的诘问：哪有什么真正的纯的文学?

　　是的，质疑者的诘问可谓理直气壮，但这种诘问显然是科学主义的、技术主义的，因为文学本身的定义就从来是模糊的、多向的，每一种定义都会达到批判和解构，苛求纯文学定义的完满和准确，显然是不公平的。纯文学的“纯”，只是一种创作指向和艺术追求，并不是一种可以量化可以检测的数据，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理想和境界，有人可能视为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有人则可能不屑一顾，而且，纯文学的概念近20年来也没有进入官方的任何文件和任何学校的教科书，它只在民间和一些论者的言谈中流行，这正说明这一概念本身的活力和张力，因为进入文件和教科书的往往都是死去的文学现象。

　　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并不只是80年代才形成的文学属性，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重提纯文学，是因为文学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被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了，文学丧失了本体，成为政治和政治家的附庸。回归文学自身并不是什么重大的发明创造，而是恢复被扭曲了的文学的本来面貌。不用说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优美的篇章不少是纯文学的杰作，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人生”、“为艺术”的争论，亦是对纯文学的两种不同态度。可见纯文学并不是天外来物，而是一种传统，一种审美要求。

　　80年代纯文学的诉求是与当时人的主体诉求联系在一起的，以文学的主体性来呼应人的主体性，以文学的个性来召唤人的个性，用人性化的文学性和文学化的人性对抗十年浩劫中的兽性和神性。事实上，这种武器在今天并没有丧失其效应，面对物欲横流的冲击，面对欲望滋生出来的兽性和丧失信仰之后的造神运动，人性化的主体价值观依然没有生锈。纯文学正是伴随人的觉醒、人性的张扬、人格的尊严这样一些启蒙性话语诞生的，它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语境中依然能够顽强地生存，正说明它与文学的某些本质性内涵相联系，讥笑这种顽强，恰恰是反文学的一种冲动。

　　二、纯文学并非没有读者

　　纯文学受质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纯文学没有读者，用质疑者的话说“不好看”，“大众消费时代已经来临，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消费形式，严肃文学的写作面对这些就不能不正视消费文化的挑战，不能不重视由‘大众’构成的新的文学环境，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和读者的关系”。李陀在《上海文学》的这番话应该说是有道理，但他却认定纯文学没有读者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他在文中称赞有加的汪曾祺的作品，恰恰正是新时期20年来纯文学的代表，而且是那种很纯的纯文学经典，汪曾祺的作品并非没有读者，而且拥有很大的文化市场，十几家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的多种著作都有一定数量的发行量，且出版社都有盈利，即便受到李陀先生置疑的以个人化写作而著称的陈染、林白的作品也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有的甚至进入畅销书的行列。

　　李陀在文中谈到9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品，像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说“不被看好”，“影响不大”，也是与事实不吻合，这些作品无疑是纯文学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鹿原》发行了近一百万册，正说明纯文学非但没有丧失读者，而且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总不能因为要质疑纯文学而把《白鹿原》、《许三观卖血记》排在纯文学之外吧?

　　三、文学傍不上意识形态

　　李陀先生的文中还有一些事实上的讹误，比如把卫慧、棉棉等“七十年代写作”说成是纯文学，是天大的冤枉，因为“七十年代写作”在某些方面恰恰是“考虑自己和读者的关系”，有很强烈的时尚色彩、潮流做派和商业意识，这正是纯文学所不齿的。这与李陀先生对90年代的文化现实隔膜有关。李陀去国多日，对新的文学现象隔膜是正常的，我担心的倒是李陀耿耿于怀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情结。

　　通观《漫说“纯文学”》以及李陀近期的一些文章，发现中间有一个解不开的价值链结，这就是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崇拜。他自己在反思80年代的文学经历时，也认为当时“幼稚”，没有想到“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但今天认为“文学写作不能只为人们提供消遣和娱乐，它还能参与社会变革”，并希望“重新建立批评规范和批评标准，特别是强调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性，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确立下来”。李陀否定“纯文学”的理由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没有对“现实的批判性”，没有“参与社会变革”。

　　这样的声音是何等地熟悉，我立即想起了已故的文坛前辈冯牧先生十余年前对文学青年的谆谆教导，应该说冯牧先生的话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当时的传媒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文化的功能也没有像今天这么激烈而细致地分化，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有一定的空间。但在今年，要让文学去承担过去的意识形态重负，实在是有些为难作家了。因为要反映复杂的社会问题，要传达百姓的声音，我们的媒体可以比文学做得更直接，要讨论李陀先生关心的中国是否会出现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社会这样重大的问题，可以在李陀先生主编的《视界》上或其他类似的思想文化刊物上去讨论，要作家们都去关心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有点赶鸭子上架，而且一些以思想者和思想家自居的文字在我看来也是肤浅之至，最多做出个亮相的姿势而已。文学在今天更多的还是关心文学本体的问题，人的灵魂，人性的深度，语言和形式的创新。在一个社会文化分工很清楚很仔细的新的状态下，让文学重振80年代的雄风，只能视作一种怀旧主义的美好想象和优美哀鸣。

　　把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批判立场作为文学的规范的价值标准确立下来，它不只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而且表现出对当前文化现实的隔膜。作家可以是知识分子，但作家不等于知识分子。正因为有纯文学的存在，在知识分子和政府意识形态之间，才会出现自由的审美载体，文学的生命也得以延传。

　　过去，极左路线将文学绑上了意识形态的战车，使文学等同于宣传品，今天如果我们硬让文学去“傍”意识形态，不仅自作多情，还会迷失本性。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它的存在正因为它时时与意识形态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才变得富有魅力。如果让文学去全方位地行使意识形态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能(有时可以客串一下)，那岂不是新的政治挂帅?

　　1987年李陀写过一篇《昔日顽童今何在》的短文，为先锋派的孤独打抱不平，我写过《先锋的孤独和批评的沉默》与他商榷，认为先锋派就应该是孤独的先驱。14年后，我读到他的这篇文章很为吃惊，这还是那个李陀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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