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文学现代性论文参考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7-10-20

  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 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 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把晚清 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 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 一种新传统[1],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 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终结 。对这个时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向来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观 点是,晚清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而非现代文学的开端。随着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 国文学”概念的风行,晚清或清末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联系逐渐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有 助于在更宽泛的视野上观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轨迹。不过,单纯从西历纪年的“20世纪 ”入手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已经显得有些表面化和非历史化了;而同时,更要紧 的是,这无法完整地说明文学所从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缘由,以及文学的独特 审美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不会单纯按“20世纪”这种整齐划分去展开,而是呈 现自身的独特逻辑线索。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是可以从文学的一些相关要素上见出的 ,它们有: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经初露端倪了。

  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需要特别关注那时带有现代性萌芽的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方 式,即它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方式。 至今常见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根据考察文学现代 性的发生,从而满足于文学现代性的北京中心论、“五四”标志论和形态一元论。我以 为,此说在今天看来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适当跳出“北京”和“五四”旧观 念限制而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到,文学现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边 缘地带首先涌动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性文学主流的最后堡垒,现代性 在开初无力正面强攻时就只能选择边缘薄弱处率先突破。新的文学现代性的波澜,正是 从外地逐渐地向京城移动的;或许起初萌发于王韬、薛福成、黄遵宪等游历海外的知识 分子的朦胧体验、想象与冲动,率先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被英国管辖的“殖民地”香港 (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标志),继而是北移上海,由众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组成 的新兴都市大众传媒网络,接着是东渡向东京留日中国学人媒体圈(如梁启超、章太炎 、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学活动),以及天津、长沙等地新生的舆论阵地,最后才借助辛 亥革命胜利的显赫声势在“五四”前夕冲刷文学古典性的最后堡垒北京,形成声势浩大 的以“五四”运动为总体象征的决定性总攻与盛大庆典。当然,还可以适当考虑“太平 天国”时期双方为实施社会动员而开展的白话通俗文艺活动、20世纪初年胡适等留美学 生的白话文写作实验等。试想,如果没有最初发端于香港、上海、东京、天津、美国等 “外地”的文学现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时北京的最后总攻与庆典就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晚清其实有着由若干边缘城市渐次向北京中心移动、从原初 多元现代性潜能而归于“五四”一元形态的特点。不同的边缘城市涌动着彼此不尽相同 的原初文学现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在具体情势下升起朦胧的念头或直 觉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拥有精心规划的现代性方略。种种多元现代性因子形成众声喧 哗之势,从外围震荡文学古典性的北京堡垒。从文学活动的这种时空布局特点看,一些 学者(如王德威等)有关文学现代性在晚清拥有多元可能性之说,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 要进而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定发生端点,可能有些困难;取而代之,不妨暂且找出 有着一定合理性的标志性事件来谈论,那么,当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 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政论散文。理由在于这里已拥有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因子:现代大众 传播媒介(报纸)、现代政论散文文体(报刊社论体)、全球性格局中的新体验(“地球合 一”论及其他)。这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可以从“五四”向上一直回溯到1874年 《循环日报》创办,比发生于“五四”说提前40年之多(值得重新打量的40年)。

  最初的现代性文学活动为什么会首先分布于北京之外?这种时空布局的特点不能仅仅从 文学活动本身出发去解释。应当看到的是更深的文化语境缘由:第一,文学现代性的最 大动力不是出自文学内部而是来自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尽管文学内部的原因也需要适 当考虑;第二,面对当时作为古典性政治与文化堡垒的北京的强势存在,最初的现代性 冲动只能选择北京之外的边缘地带积聚力量而伺机突破。所以,在晚清寻觅文学现代性 的最初微澜时,应当考虑到如下文化语境状况:这些初澜常常涌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的无意识间,而这种无意识又具有远比文学本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潜于人们内 心隐秘处的文化无意识交织在一起。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的更大的社会符号表意系统, 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学等综合状况,与人们的情感与理智、意识与无意识等社 会心理状况密切关联。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为标志,晚清语境中回荡着强烈的文化变革 压力:面对“列强环伺”而“中国积弱”这一新的全球性境遇,中国人不得不起而探求 文化现代性变革之路。这种文化语境需求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在汉语符号系统中想 象性地摹拟上述文化现代性变革状况。发生在晚清的由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与“ 小说界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文学的内部,而是导源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的变革 压力——更新诗歌和小说,旨在开启民智。中国文学的古典性进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语境 时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颓败迹象,甚至丧失掉自我变革的活力,从而不得不让位于新的 文学现代性进程。这样,回荡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的变革压力为文学现代性的最初 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另外,文学现代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借助大众媒介传输的具有 广泛社会动员效果的文学革命思潮的频频发生。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中已经获得了典型表现。

  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构成 任何现代性大厦得以矗立的坚实“地面”。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 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想象与幻想、意识 与无意识等的复合体,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场所 。现代性进程落实到个体上,正具体地呈现为个体体验的现代性进程。按王韬《tāo @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等的描述,中国人原来所身 处于其中的“天下”已经被新的“地球”格局所取代,昔日的傲视群夷的“天朝上国” 如今沦为劣等民族,而向来被视为末技的器具而今竟然成为日常家居的舒适工具和卫国 兴邦的制胜法宝。这种变化并非仅仅表现为精英人物的思想变迁,而是意味着包括普通 民众、精英人物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整个生存体验模式的转型,涉及人的欲望、情感、想 象、幻想等的全面而又深刻的裂变,既与高雅的精神追求也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状态相关 。一旦体验模式发生根本转型,那么文学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是必然的了。而正 是在文学文本中可以见出那时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踪迹和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惊羡体验 ,以王韬《tāo@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为代表,体现了对于中国现代性进 程中新生的或新出现的东西惊奇与羡慕的姿态,指向现代性的未来维度。第二类是感愤 体验,以黄遵宪诗作为代表,显示了现代性体验的感伤与悲愤主调,指向现代性的现实 维度。第三类为回瞥体验,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属于一种剩余型体验,凝聚了 对于行将消逝的中国古典性传统的深深的怀旧之情,指向现代性的传统维度。第四类为 断零体验,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深的 悲怆与幽恨之情,体现为上述三种体验类型在清末民初绝望境遇中的具体融汇形态[2] 。

  谈论文学现代性不能不谈及文学媒介。媒介不只是文学的外在传播渠道,而是影响文 学内容的东西。如果说晚清之前中国文学的主导媒介是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那么 ,以《循环日报》创办和报刊政论文体出现为标志,机械印刷媒介就逐渐地成为中国文 学的主导媒介。从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到机械印刷媒介,中国文学实现了从古典性 到现代性的转变。随着现代报纸、杂志和书籍等新型文学媒介的不断涌现,以及李伯元 等在上海印书办报卖文为生,文学现代性所需要的市民读者群、文学消费欲望、大众报 刊文学文体以及都市职业作家群等因子都一并呈现出来,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整体 景观。

  当然,应当冷静地看到,作为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现代语言变革,在晚清时 段还没有走向成熟。语言是与媒介不同的:媒介是文学的传播渠道,而语言则是文学的 符号表意系统。众所周知,古典性文学是以古代汉语文言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的,而 现代性文学则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诚然,成熟的现代白话文文学作 品当以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为标志,但在晚清时段,例如在王韬的散文、黄遵宪 的诗歌、李伯元的小说和弹词、林纾的翻译小说里,在上海各种报刊杂志里,交织着“ 欧风美雨”的“地球”、“大海”、“赤道”、“留学生”等现代汉语词句已开始流行 ,相应的报刊散文文体、文学的雅俗文类、都市时尚语言等也已陆续出现。这些无疑为 现代性文学的语言系统的形成铺设了台阶,为“五四”时期胡适和鲁迅等的最后的语言 总攻修筑了醒目的路标。

  另外,一种新型文学传统的形成总伴随着新型的文学形象的诞生,包括自然形象和人 物形象。如果说,“海”是与中国古典性文学传统紧密相连的文学形象,那么,在古典 “海”中加上修饰语“大”而新生的“大海”,则成为文学现代性的表征性形象。同时 ,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3)中的维新人物黄克强为开端,创造具有神圣性、 原创性和感染力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人物,成为现代性文学在其20世纪时段的一种 主流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80年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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