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热”逐渐升温，不仅反映出当今时代改革创新的精神，也预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民族文化自信力逐渐增强，因此支撑国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框架也就必然引起了学者们深深的思考。从目前来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发展思路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语境和研究视角也在趋向多元。

　　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共同回望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不难发现，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学样式、文学功能越来越多样化，而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看似使我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形成了短暂的春天，但事实上却造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病因在于把中国文化同现代化对立起来，进行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这正是文学理论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后果，而且照抄照搬西方文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引发了学者们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民族文化的寻根思考。

　　长期“失语”的中国文论研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虽然也做了一些调整和适应，但总是有一种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的感觉。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对话，使中国古代文论能有一个更好更新的发展平台，使我们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深邃的文化精髓能够得以传承变得格外重要，这也是中国学者们亟需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实现中西方文论对话， 首先应该了解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困境，才能实事求是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现状

　　首先我们得立足于本民族文论的立场， 建立完善自身理论话语的体系同时吸收、借鉴西方文论的长处，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交流。我们都知道中西方的宗教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且有着很大差异的文明，这就直接影响到中西方文论的发展特点，比如“中国传统的文论特点更多地表现为在直观基础上的一种猜测、感悟和体验， 因而必然表现出模糊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这与西方的理性、思辨、的逻辑思维是恰好相反的。

　　“中国古代文论缺乏对概念的微妙差异作过细思辨的系统方法，使得概念范畴不够稳定，往往限于在经验层次上的滑行，因此也就难以形成严密科学的体系。”但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对形象思维的侧重恰恰是西方文论精确的理论所难以抵达的领域，二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我们不能一味的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文论的口味，应该重视本民族文论自身的特点，我国的一些学者就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和意识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和原理，从而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首都师范大学党圣元教授曾借助阐释学理论，对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了较深入的探析，强调传统文论若要成为开阔的现代文化精神必须经过与之深度的融合。南开大学张毅教授也曾对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焦虑”现象作了探讨， 指出当前中国文论“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争论均与这种焦虑相关，必须将问题置于特定历史进程中予以动态考察的研究思路颇能予人启迪。

　　二、中国古代文论如何走出困境

　　（一）转换古代文论

　　古代文论蕴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和文学理论的结晶，有一套属于自身的概念范畴，比如“气势”、“主旨”、“言志”等等，这些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有些可以直接被赋予现代人的意识，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某些范畴具有着模糊性和直观感悟性的特点，比如“风骨”、“神韵”、“味”、“旨趣”等等，所以我们不得不用现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方法来阐释， 化形象为抽象，化模糊为清晰，是以现代性体验对古代文论中难以理解的模糊的形象的范畴进行重构和再阐释， 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特征的形象，揭示出古代文论中蕴涵的对现代有启示意义的文学精神， 比如杨义先生对“感悟说”的古义现代挖掘，顾祖钊先生对“意象”的现代阐释，王国维成功的将“意境”理论转换为了“境界说”等等，这些学说嬗变的背后有现代意识元素的加入，并且也包含着人们对古典文化新的理解和认识，这有力地说明了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生成的可能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应该体现为一种现代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比如“童庆炳先生以文化诗学的研究视角，从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充分重视文学理论与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 密切古代文论同当今人类思维成果的系。”童庆炳先生对孔子的“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说、孟子的“ 以意逆志”说 、庄子“虚静”说等理论的探析，都是在原有的研究中拓宽了理论的涵盖范畴，“他将这些概念引申到对文学理论领域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基本原理的探讨上，强调不能断章取义， 要从诗的整体出发， 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去接近诗作者的本意，文学作品具有开放性特征，它的意义必定会随着读者的主观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二）借鉴西方文论

　　“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属于未来； 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仅属于民族，更属于世界，属于整个人类。真正的文论创新必然是超越了国家、区域、民族、种族的狭小范围，从而具有普适性和世界性。” 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只会让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失去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继承优秀民族文论传统的同时，学习和借鉴优秀的世界文论资源，不断保持创新，才能实现与西方先进文论的对话。中国文论的发展离不开对民族文论优秀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对世界文论先进因素的继承和弘扬。对西方文论的翻译引进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翻译者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审美习惯等影响，因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可能会以中国文论的认同方式来解读西方文论，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回归和修整，这种整合不仅有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发展也有助于它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在今天这个文化全球化时代，民族性文化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传统文化改革发扬使之具有现代性，因此必要的“借鉴”不仅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能够增强中国古代文论本的阐释能力，也就是说“求同存异、异质互补”才是生存之道。

　　尽管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大行其道，西方意识形态更是无孔不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几乎完全“失语”，要想重建中国文论的地位，彻底摒弃西方文论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一味排斥西方文论也是不客观、不理性的，中国文论的重建必须防止盲目地走向极端，古代文论在传承转换的过程中不仅包括继承，同时也包括向全世界的发扬和传播。我们要努力的总结中西文论的异同点，充分利用并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尽可能的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体现出来，同时使之具有现代性，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我认为必须持有一种谦逊的、虚怀若谷的研究态度，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才能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也是极其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样，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论才会在世界文论领域重建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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