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重要的一部分，追求的是用真实的语言来表述客观的事实，以下是“文学信仰与当代生活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201x年的最后一天,当代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北京因病逝世。消息传出，无数人为之扼腕、哀痛和惋惜，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在媒体上表达追思之情，全国各地大小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数日后，史铁生的亲人、朋友在北京、上海同时举行了追思会，在北京追思会上作家铁凝表示：“铁生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个真正坚持精神高度的写作者……在这个不轻言‘伟大’的时代，铁生也无愧于‘伟大的生命’这样的评价。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作家，他对中国文学而言都是有着非凡重量的宝贵财富。他个人和文学作品的深厚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地彰显出来”（《他无法行走却会飞》，《中华工商时报》201x.1.14）。评论家陈思和在一篇追思文章中写道：“铁生有自己的信仰，用以慰安他不幸的命运，但信仰是他内心的声音，也是他自己的生命体会，他很少在文学创作中夸饰信仰”（《文汇报》201x.1.5）。而史铁生的朋友作家孙甘露在上海追思会上认为，史铁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他的病躯好像是对这个年代的隐喻，从他的眼里来看待这个痛苦的时代。史上有很多作家去世之后，有很多人来悼念，是因为某些时代性的东西。我想，史铁生的辞世也触动了这个时代的某根神经”（《我们真的认识史铁生吗》，《东方早报》201x.1.5）。史铁生的离去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证明了文学的尊严，信仰的力量，精神的自由。无数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追思，其实表达的是对他在人类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不尽探索与发掘的敬意和仰慕，是对感动过自己心灵、滋润过自己心田的文学表达告慰和诀别之情。在信仰缺失、精神匮乏、道德沦丧的时代，史铁生成了映射时代症候的一面镜子，一定意义上，他的文字成了医治时代之症和大众病态的一服良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新一轮市场经济改革如火如荼，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活动、文化结构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及大城市逐渐步入消费社会，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主要的娱乐方式，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学的黄金时代辉煌不再，文学逐渐边缘化了，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和秩序中不再占据中心位置。
文学被推向了市场，确切地说是作家被推向了市场，创作主体遭受了一个困惑、尴尬到顺应的复杂的心理调适过程，开始为市场写作，为印数、稿酬、版税而焦虑，为票子、房子、车子而写作。市场是否认可似乎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尺。文学消费市场喜好什么？物欲的贪婪、情欲的迷狂、个人趣味，甚至凶杀、猎奇，不一而足。一时间，这类货色充斥市场，成泛滥之势。相对于中年作家，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没有思想包袱和种种顾虑，在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如鱼得水，小说开机印数不断刷新纪录，印数为王，他们中的佼佼者位居作家富豪榜前列，造就了市场时代的写作神话，令那些曾经辉煌过的作家感叹生不逢时。
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学状况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文化场域变动的巨大动因，也有写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相互激发的因素，这需要深刻的理论剖析。但一个不争的文学事实是，文学与市场联姻，成了大众文化的小兄弟，热衷于金钱魔力，陶醉于欲望魔幻，放弃了对信仰、信念、理想、思想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求索和叩问。文坛成了名利场。信仰、精神、理想主义被弃之如敝履。还有道德，“文学告别道德”，社会上存在着“去道德化”大潮，“对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殴，首先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领域而不是底层民间”（韩少功：《重提道德》）。作为文化精英的作家概不例外。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征，文学的病症恰恰是社会生活的症候。当代中国社会状况复杂多变，进入价值多元的时代，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价值失范的时代，旧的价值体系的有效性减弱了，新的价值系统没有建构起来。从传统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乐感文化”，“耻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没有形成日常生活中时刻践行的敬畏之心和精神律令。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信仰，但行使着类似宗教的功能，随着帝制推翻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近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革命的历史，我们产生了红色革命信仰，革命的伟大力量是一种大公无私、舍身取义的信仰精神，革命信仰激励着一代代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为富强的中国美好的生活而英勇献身。及至“文革”时期，我们国家陷入了狂热的革命乌托邦。而在“告别革命”的时代，我们信仰什么？当今中国，在消费领域，无数中国人信仰拜金主义，名车、豪宅、奢侈品是其衍生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梦想着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生活，坠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沦为动物性需求，“成功人士”、富豪榜成了时代偶像。在生产领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权力和金钱，所有的事情都能摆平、搞定。而知识分子信奉犬儒主义。
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GDP跃居世界第二，并且会更加富强，但社会文明并没有同步跟进。有一个“中国模式”存在吗？一种发展模式的生成，主要不是看经济增长速度，单一的经济考量，看的是有没有一种独特的可资借鉴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模式，其背后是一套价值观念，即一个民族国家的信仰世界、精神世界和伦理世界。这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强大的根基和底气。我们看不到鲜明的有别于西方的可资推广的成功的价值体系，我们无法撼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在大众的意识形态里，是对西方价值体系的顶礼膜拜，取之皮毛，买椟还珠。
让我们将目光伸向我们的邻国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浓厚精神信仰的国度，但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1915年的一篇文章《俄国魂》里言辞犀利地写道：“俄罗斯是一个奴性十足、逆来顺受的国家，是没有人权意识、也不维护人的尊严的国家，是保守成性、政府左右宗教生活的国家，是醉生梦死、心广体胖的国家。俄罗斯是脑满肠肥的商人和守财奴的国家，是闭塞僵硬的官僚主义王国中循规蹈矩的官吏们的国家，是除了土地一无所求、表面虔诚、内藏私心的农民基督徒的国家，是迷恋红尘的僧侣们的国家，是讲求繁文缛节的国家，是思想保守、惰性十足和饱受最肤浅的唯物主义思想熏陶的旧知识分子的国家”（《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但这只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一个方面，别尔嘉耶夫同时指出：“在俄国，在民众的心灵中，有着无尽的求索，寻找未见之城，无形之家。俄罗斯之魂面对着远方，它的精神视野所及是无边的天际。俄罗斯之魂在对真理（这是绝对真理，是神圣的真理）的热烈探寻中，在拯救整个世界并使新生命普遍复活的求索中，耗尽自己。”他认为，这是俄罗斯之魂中矛盾重重、难以捉摸的“二律背反”现象，它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性格和国家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对精神终极世界、信仰世界的无尽追求、探索，其灵魂人物就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俄罗斯无疑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文学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的时代过去了,文学家也不再是政论家。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走马灯般的、娱乐致死的大众流行文化如过眼烟云，缺乏足够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不足以承担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厚重、深邃、博大，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最有力表达，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和财富，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有责任有义务对外表征当代社会巨大历史性转型期的复杂、丰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对内表现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邃、博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谈到文学、作家之时也强调的是一种对时代和民族的勇于担当的精神：“一切人中，作家最无权利避而不见时代与社会的核心问题。艺术家——尤其作家——脱离其民族最深刻关切之事，而专务创造美丽作品，或一意追求个人目的，会见斥为自我毁灭的自我主义与轻浮行径”（《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隔十几年之后，现在反顾九十年代初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一大批人文学者满怀极大热忱热烈争论的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启蒙理性，其思想价值更加彰显，因为人文学者当时深感忧虑的现实问题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了。而与人文精神讨论几乎同时，张承志在高举信仰大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出版不久，在一系列散文随笔中倡导“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以笔为旗”进行精神战斗；张炜在丰厚的创作实绩之后走上“忧愤的归途”。时人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有不合时宜之义，某些后现代人士更讥讽为“道德恐怖主义”。时至今日，更加看出这些人的浅薄，看出张承志、张炜当时慷慨激昂的散文随笔的思想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铁生的文字是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刷新了当代精神的高度。他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他的终日冥想沉思，达到对众生的神性的大爱的高度，彰显了文学的高贵、深沉和温暖，同时也彰显了他人格的伟岸和超拔。史铁生是最纯粹的写作者，他用一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精神向度，去追寻高贵、尊严、有力量的生命存在。他为这个浮躁、功利、物欲滋生、精神粗鄙的时代，留下安详与慰藉、反思与警示，反衬着时代的缺失和我们的病症。他的离去唤醒了人们对真正的文学的敬意，证实了文学的力量和尊严。
正因为此，我们有理由对当代文学充满期待。我们有伟大、悠久、深厚的文学传统，我们民族产生了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这些伟大的作家、诗中国人，我们有才华卓越、才俊辈出的作家群体，我们期待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伟大作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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