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比较文学理论课创建思路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08-23

  一、“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现状与前景

  如前所述,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急剧膨胀,而日语专业便是这些比较“热”的专业之一。以河南省高校为例①,在目前省属的所有高校中,无论是公办高校、民办高校还是大学的独立学院等竞相开设了日语专业。与如火如荼的专业设置相比,日语专业的课程结构却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在片面追求与所谓经济现实接轨,在课程设置上明显存在短视行为。据笔者考察发现,一些高校只设置了翻译、口语、写作、商贸日语等实用课程。当然,若是对一个单纯以培养语言能力为主的语言学校而言这种课程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而这里要谈的是大学本科的日语教育问题。作为大学而言,除了要训练学生掌握听、说、读、写、译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外,还应该开设一些以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培养审美情趣为目的的课程。为此,我们除了加强现有的音乐欣赏、电影欣赏等公修课程建设外,在日语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还要加强文学、文化课程的开设力度。从现实情况来看,几年来各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压缩日本文学课程的开课量。日本文学课程尚且如此,“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这门属于“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边缘”课程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笔者调查,目前开设有“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的高校极为有限②。多数高校都“屏蔽”了这门课程。当前,高校压缩文学课程开课量,甚至不开比较文学课,究其原委,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认识上的偏差。众所周知,日本具有优良的文学传统,其文学渊源若上溯到《古事记》③的话,那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历史就有1300多年,这虽然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日本民族博大的文学传统却是令人惊叹的。

  举世闻名的《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出自“紫式部”这样一位宫廷女官之手,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近邻,我们还知之甚少,需要着力介绍。但我们大多数人确认为,日本无文学,即便有,也是中国文学的“翻版”罢了,是中国文学的“附庸”。这种错误观念直接导日语专业课程设置中“排斥”文学课程的现象。其次,另一种观点认为中日文学间没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这一看法,究其本源,与前面提到的认为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附庸的看法有某种联系。既然日本文学多是中国文学的“临摹”之作,日本文学也一直没停止过对中国文学的吸收,那么就没有把中日两国文学拿来作比较研究之必要。最后,日本文学“虚无”也好,中日比较文学没必要也罢,其实都是与我国当前浮躁的学风和高等教育的现状有联系。这里不再详论。那么,“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真的无开设之必要吗?非也。前面已经说了,日本文学深受中国文学影响,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从中国吸收了汉字后,才有了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古事记》,④从此开始了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历史。

  当然,日本在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过程中,想出了各种办法。例如采用汉字音读和训读结合来标注与汉字含义不同的日语语音;⑤不光是文字,日本先后派遣了19次⑥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每次派使来访,都伴随大批的留学生、留学僧造访。这些留学生、留学僧访学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求书,学习中国文化。每一批遣唐使归国时都有大批中国的佛教、文学等典籍被带回日本。日本贵族也热衷于中国的文化,当时,王朝诗人以吟咏汉诗、汉文为时尚,而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不光是吟咏汉诗、汉文,中国的文学观念也被日本吸收、消化,从而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国风文学”。日本文学的巅峰之作《源氏物语》就大量引用《白氏文集》等汉文典籍。同时,中国的文学创作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歌创作理论。⑦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文学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学的烙印。当然日本文学也给中国文学以滋养,因此,两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在高校开设“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这门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

  首先,重视中日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发轫于西方,最先是由欧洲学者提出的,因此在诞生之初,便打上了深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这一西方主导话语权的状况在比较文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长期无视东方文学的存在。虽然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但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建立之初便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从目前通行的几种比较文学理论教材来看,均是比较文学的通论性教材。这些教材是针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整体学科所编写,编写体例存在重中西比较、轻中东比较的倾向。因此,中日比较文学理论的建设就不能完全倚重这些现有程式,而必须开辟符合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新路,构建适合中日比较文学的新理论。笔者认为,在构建中日比较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架构:中日诗学的比较理论;中日文学交流关系史的探源;对日本中国学的高度重视等几个方面。

  其次,在理论构建的同时,重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实效”。有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一个个实效性的具体“案例”,我们才不至于空喊口号。另外,日本文学向来有轻理论的传统,也就是说,与理论建设相比,日本文学传统更注重对具体的描摹和刻画,注重对细节的近于痴狂的追求。我们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课程建设中也不能受理论的束缚,而应该在理清中日文学各种现象的基础上,深入到中日文学的各种具体联系之中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考证、辨析。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甚至推而广之在研究中日文化中“重实效,而不能空喊口号”。在我国当前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界这一点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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