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异学的理论背景及基本内涵

　　曹顺庆教授1995年提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认为五四之后中国出现了文化断层，继而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思想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论话语和言说系统，也就丧失比较之可比性基础，陷入以西释中、以中注西的中国思想西方化之路。在法国比较文学家于连看来：“这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所以，比较文学不能盲目地用“比较”一词了否定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要重新反思比较文学的学科史，重新阐释“可比性”问题，绕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把可比性建立在求“同”存异之上的研究模式，去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无关性所在，去主动求“异”，通过“异”来还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态存在样貌，让这些独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话语规则来言说，继而进行优势互补，对话融通，这就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基本思路。也是对比较文学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那么，什么是变异学？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曹顺庆先生在2005年主编的《比较文学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该书第三章就命名为“文学变异学”，分为译介学、形象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这六小节来展开论述。他认为：“从‘变异’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以前比较文类学研究的‘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而拓宽文类学的的研究视野，为比较文类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一片新的园地”，紧接着，在2006年年初，他就为变异学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从这个定义当中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关键词在于“异”，摆脱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对“同”之可比性的依赖，转而求异，用异质性来建构另一种形式的可比性。正如吴兴明教授所说：“‘变异学’所着力关注的不是旅行在地的理论与理论原本的‘同’，而是‘异’。不是凸显它们之间的在理论观念‘同源’基础上的同一性，而是在历史状态中的差异性。”进一步说，如果说，跨文明比较必然产生文本意义的变异，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变异的客观事实，我们既不能像比较文学法国学派那样去忘却和忽略，因为只要有语际转换，只要有时空挪移，只要涉及不同的文明，变异是绝对存在的，实证性的求同只是一种乌托邦，一种学理上的梦幻；也不能像美国学派那样去逃避和拒绝，因为从一种辩证哲学的角度来看，异质性凭什么不能作为一种可比性论域而存在？比较不仅仅是从同的角度来画出一个圈，然后在这个圈中带着镣铐跳舞。对“异”的分析和清理，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也是一种比较的价值。更不能像中国学派那样去“不知”，不知意味着行为的盲目性。比较的出路不在于单纯求同，而是要主动求异，要研究文化过滤中的意义变迁问题，当然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异”，而是要追求“创造性叛逆”。

　　二、文明异质性与比较文学变异性

　　比较文学最初是跨文化研究，后来，曹顺庆教授把它变成跨文明研究，其实不仅仅是术语上的变更，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学科理论思想，曹顺庆先生认为“文化”较之“文明”，还缺乏一种对更宏观的异质性的考查，如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就认为只有在同一个文明圈内才能比较，曹先生认为他的局限就在于它的“跨文化”而不是“跨文明”，他认为“跨文明”就是“强调对不同文明之间异质性的研究”。那么，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不是跨文明研究呢？在于连看来，他的致命之要害也和刘若愚一样，在于求“同”，只不过，刘若愚是更典型的以西释中的模式，而钱钟书则是意义相似基础上的类比，于连说“我很敬佩他，他学识渊博，对中国传统了如指掌，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到过刘若愚，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里与他拉开了距离，我认为他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于连的比较研究策略就是，完全回避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影响、关联和指涉，比较不是在一个文明圈之内加以类比，换言之，两种文明，如果所追求的意义之重叠性越大，那么，两者相加之总和就没有重叠性小的两者相加的总和大。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展开异质文明之间的对话，如果文明之间总是求同，那么，会逐渐缩小差异，尽管我们可以“存异”，但是这个存却是从理论上的一种放任的意识，而没有意识到这个“异”对总价值的作用。所以，于连的无关性的比较研究策略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比较研究并不是必须要建立在“同”和“异”的基础之上进行展开求同去异、求同存异等相关性比较，真正的比较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在“不比较”的过程中实现“比较”。曹顺庆教授指出：“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就是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下催生出来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结果。文明冲突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大于共同性，而异质性与变异性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表现形态，也是跨文明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在‘求同’思维下从事跨文化研究，是会面临诸多困难的，而变异才是现今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该着重研究的内容。”。

　　三、无关性、变异性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疆域突破

　　无关性，是对异质性和差异性的更彻底的一种思想还原工程，因为异质性和差异性比较仍然存在“同”的影像，只是说，在比较的时候遮蔽了这些同质性而进入了差异性元素，而无关性，则是要找到在历史上、文化上完全是按照不同思路来发展的文明来进行对比观照，例如中国与古希腊文明，无关性的价值就在于，他不提供某种事实上的参照性结论，例如在某一个理论范畴上中西方的“同”和“异”，而是提供启示和震惊。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同的可能性和思想之影响背景下的叠加效应，而进入彻底无关，这和“变异学”思想不谋而合、异曲同工。无关性让西方思想继续是西方思想，让中国思想继续是中国思想，让事实面向事实本身，让现象成为其现象，而不是要找到同作为可比性然后来分析其异，或者是找到“异”作为可比性来反观其同。无关性就是寻求完全的“异域”或“他者”，萨特说“他者即地狱”，而事实上，异域之他者正是重构“我”的形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立足点和观照的视域参数。所以，无关性的一个具体操作模式就是让中国思想中国化、让中国文论中国化，还原中国的这种异质性所在，而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正如曹顺庆、吴兴明教授所说：“显然，必须确认中国诗学为另一种知识，必须以中国智慧的特质与西方对话，而不是以化归的方式向西学认同。”当然，在比较的背后，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知识谱系以及话语权利等因素，而解构主义、符号学、后殖民主义等等已经内在地拆解了其中某些内在关联，为这种无关性比较的可能提供了宏大的哲学背景。概言之，无关性、变异性比较是当今比较文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构建了另一种特殊的可比性关联域，这个关联域就是在各自拥有自己的文化思想规则模式的基础上，用他者来反观与重构自身，在比较中相互启示、补充、对话，最终形成“和而不同”的思想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