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报恩”母题的情感范畴与叙事逻辑

　　“动物报恩”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原始民族、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中的精彩演绎，而从叙事学层面予以界定，其以完备的叙事形态得以展现，最早可以发现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此后在文学史的发展中皆有所涉及，诸如宋代的《太平广记》，到明代的《西湖二集》，再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可谓不胜枚举。对“广施恩泽”、“知恩图报”等共同情感与伦理道德的诉求上，儒家与佛教的思想是趋于一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样的道德法则与主题诉求更是在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中屡屡呈现，并且名篇佳作不断，其中“动物报恩”母题则尤为突出。而置于其中，更多的“动物报恩”母题在讲述过程中选择了以狼与狗的形象为主，特别是内化的“义犬救主”母题的相关书写更是在历朝历代广为流传，诸如《搜神记》中的《义犬冢》、《搜神后记》中的《杨生狗》、《虞初新志》中的《义犬记》、《聊斋志异》中的《义犬》等等，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正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所言:“呜呼!一犬也，而报恩如是，世无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1]这一论断，堪称千百年来中国动物叙事“义犬救主”母题中最为基本的情感诉求。蒲松龄在其创作中时常“将无情无义之人与有情有义之物对照，甚至发出了‘人有惭于禽兽者矣’的沉痛感慨，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极度悲愤与无限失落”。

　　二、“陷困+解救”:主述模式的架构及其情感逻辑的生发机制

　　“动物报恩”母题的当代叙事建构实则较为完备地遵循着“陷困(受难)+解救→反思性结局勾连”这一当代“动物叙事”深层叙事结构序列，其中虽然也孕育着某些类型变体与位移的成分，如在具体艺术手法的运用、表述策略的转换以及结局构篇的出奇制胜等层面达成某些反类型的叙事呈现，但这一最为核心的深层主述结构，特别是其所达成的价值规约的效度，始终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依旧发挥着其强大的诗性伦理与文化内涵的导向性作用。包括“报恩”叙事在内的诸多动物叙事类型表达，实则都潜隐着作者的一种困惑，关于生存、现实、人性与民族(国家)的诸种困惑，关乎人伦、道义、品格、生命、心灵、民族、自然等多个伦理向度，并努力给予解答和拯救的尝试，其中蕴含着望求达成自我人格、品性的修复与完善，以及被压抑、扭曲的心灵情感空间的释怀与常态恢复，乃至经由人类个体到民族主体性的双向伦理互动建构的努力。

　　而从具体的结构框架层面，落实到“报恩”母题的类型表述中，其角色担当较为固定。一般由人类主人公充当受难者的角色，被动地处于陷困或受难的境地，而动物主人公则担当解救者角色，充分发挥“解救”功能的逻辑意义，而作为结局的叙事表征，则引领读者对动物性与人性的某种批判性反思，尤其在人兽对比的叙事内核下着重于对动物美好品性的渲染与烘托———几乎成为该类型表达中所共同选择的话语方式。具体的陷困方式的呈现也较为一致:一般都是受难者角色遭受围堵之困，陷入濒临危难的紧要关头，当作为人类受难者一方，则呈现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理情绪和情感反思的一刻，解救者角色及时现身，如从天而降有如神助一般，誓死帮助受难者解围，乃至付出自身的生命，达成情感的升华。显然，诸多重要作品如《退役军犬》、《野狼出没的山谷》、《太平狗》与《四耳狼与猎人》等实则都可统归到这一表述范畴之内。总体而言，在“报恩”表述略显粗糙、简洁与单线条的叙述格调与情节勾连中，却包裹着强烈而炙热的情感内核，同样生发着独特的叙事魅力。

　　三、“报恩”表述中的角色认同、担当与细化价值分类

　　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我们深入对“报恩”类动物小说具体角色设置的考察与探究之中，不难发现，其所呈现给我们的第二大基础叙事逻辑特征与特殊的类型情感表达，即角色设置的清晰可辨性。一般而言，该类型的角色组成与“挽歌类”较为相似，主要由受难者、解救者和加害者三类主体角色构成，分别由具体文本中人类主人公、动物主人公和反面人物形象(或动物形象)承担，而每一种角色在类型文本中所充当的叙事意义都较为固定，并且一般清晰而直接地呈现各自的存在价值。以文本中充当受难者的人类主人公为例，其受难的过程自然是叙述的重心所在，但前提恰恰是讲述其如何施恩于动物主人公。由此，其角色意义也正是通过“施恩(或亲近)+受难+被解救”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晰的逻辑顺序得以呈现。这里的“施恩”又可细化为主动与被动两类形式。

　　在小说《四耳狼与猎人》中，人类主人公“歪手巴拉丹”的施恩就属于被动一类，那三只尚不足月的小狼崽儿，是在巴拉丹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被其妻子趁巴拉丹出猎的机会，打开篱笆斗胆放生的。而事后才得以知晓的巴拉丹将“行日娃”女人左右开弓，打得眼冒金星脸发烧，更强调了这种“施恩”的被动性与意外、无奈成分，但按照后续情节的发展，这种意想之外的被动“施恩”方式却同样产生了应有的效度，甚至最终挽救了他之前肮脏而卑微的生命。从文本的终极意义上说，是对人类一直以来对动物的疯狂虐杀、掠夺等卑劣行径的强烈控诉，最后反弹到人类自身，达成良心谴责与生命本真的叩问，以实现灵魂的救赎;而“被动施恩”有时往往又会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呈现。在王凤麟的小说《野狼出没的山谷》中，原本老猎人与“贝蒂”的关系呈现配合默契的猎人与猎犬的和谐表征，即主人与心爱之动物的亲密关系。那么，在正态叙事常规中的这种一般性交往情境的相应展现，呈现了老猎人之于猎犬“贝蒂”完全是一种主动施恩的过程。然而，一次偶然的经历让原本的和谐态势急转直下，在一次出猎中，贝蒂对熊的怜悯就此被视为一种可耻的出卖，让老猎人无法忍受，从此中断了固有的人与动物的内在情感维系，实则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即由“主动施恩”转换为“被动施恩”，这里带有强迫与宰制性的“被动”，这种强迫分离的方式客观上加速了诠释“施恩”行为的叙事力度，为最后贝蒂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不计前嫌的忠与义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