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性的积极建构

　　任何一套理论都必须有客观、合理而又科学的评价机制，作为判断其高下优劣的客观标准。当今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日趋复杂多样，外来理论影响也日益深入，整个文学理论界呈现出多元、异质、杂芜的面貌。确认某种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视角，即科学性视角，也就是把科学性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本质属性加以认识和运用。“科学”一词，从根本上是指向系统知识和真理认识的，不是由自然科学所独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站在各自不同的视角讲述着关于真理的认识。具有价值倾向的人文科学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着关于宇宙规律的揭示和世界意义的建构。如果说，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揭示文学规律和本质，那么“科学性”就必将是其先天品质和应有之义。坚持科学性，文学理论建设才会走向深入，理论才能自我完善，文学实践才会取得丰硕成果。不然，文学理论就会沦为缺乏客观合理性的“个人絮语”和“自说自话”。

　　放弃了科学性品质，就等于将文学理论转向非理论，将文学理论的学科意义和现实价值消解殆尽。所以，文学理论急需科学性的维度来避免其自身理论生成过程中出现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科学理论必然包含着系统性的知识和方法体系。文学理论要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从现象走入对本质的理解，把握规律性以指导实践活动。建设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不是简单的材料堆积，也不是机械的观点罗列，它的全部内容必须要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融通的、内在逻辑一致的知识系统。“文学理论知识不能是各种命题的随意聚合，不是各种要素杂乱无章的组合，而是一个具有凝聚性的结构，其各部分在功能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3]文学理论中的概念、范畴、原理、方法都必须合乎逻辑地构成一个关联系统，不应该自相矛盾、互为龃龉，要有内在的逻辑秩序；同时，也不应该是知识的堆叠和术语的展示，要把它们真正放在学科语境中加以验证，以逻辑为依据，以系统为旨归，达到内在洽适。具备了严密的系统性，文学理论才具有强大的自我衍生和更新能力，才能更好的为人们所认识和运用。因此，知识系统性应该作为文学理论科学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加以重视。如果说理论体系在逻辑层面上的圆融仅仅是具备了科学的可能性，那么理论价值的最终实现则必然是要进入实践产生指导作用，况且一套理论是否科学也必须经由实践检验才可以做出论定。“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4]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理论的合法有效性。一套错误的理论也可以具备严密的逻辑系统。

　　只有把理论放置于社会实践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看它如何在实践中历史地产生，并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最终的检验，从而指导现实、推动实践。不能否认，运用概念、范畴等工具方法创立的文学理论体系，只能无限接近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真实图景，其中会出现谬误、偏差、疏漏，所以文学理论必须在理论与现实实践中进行调整、适应、完善。只有这样，文学理论才能真正成为指导文学实践活动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关于文学的“科学”。

　　二、人文性的主动参与

　　自然科学活动的展开，要摒弃个人主观倾向，用冰冷的数据说话，以达到冷静客观的理论状态。与此相反，人文科学体现着现实责任和价值，要承担起反思现状、改造社会的重任。所以，人文性是文学理论所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是文学理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力量源泉。“所谓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其根本特点是把人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世界的本质及其他哲学问题。”[5]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所谓的“人”并非是个别的、具体的生物存在，它应该是社会性、集体性的“人们”。人的属性不是由感性生命的个别形式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群体性因素来规约，人的本质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个论断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文性不是个体需求和感性冲动的简单叠加，而是整体取向和普遍追求的有机整合。当今文学理论建设中出现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以及脱离现实的倾向，都忽视了人文精神所具有的社会性内涵，割裂了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使得文学理论这一本应代表时代和现实要求的人文科学，沦为主观情趣与个人私语的“游乐场”，丧失了介入、改造现实的愿望与能力。

　　当然，在述及个人性和社会性这一对概念的时候，不能偏废一方。过分强调社会性而走向其极端，对感性经验和个体诉求的漠视乃至践踏，同样也是对人文性的反动与破坏。文学理论始终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在分析文学现象和文本事实的基础上，将是非曲直、美丑善恶等价值判断融入理论研究中，在冷静客观的批评行为和理论建构活动中树立起人文理想，以文学理论特有的方式参与世界的更新与改造。“无论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如何定义与定位，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都离不开文学阐释实践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也离不开文学理论把握现实问题的基本的公信度与合法化，这就既需要文学理论研究在具体实践中对那些理论的本原性问题以及现实审美文化现象做出价值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体现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与方法，同时也需要文学理论研究在深入文学现实过程中勇敢地表达价值与立场，展现理论研究的人文情怀。”[6]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评判意识和实践介入能力一直作为文学理论的终极关怀而存在，价值立场正是文学理论的基础问题，也是人文性的本位话题之一。除却价值立场，文学理论建设还应该保持怀疑精神。

　　据此，陈腐的观念得以摒弃，错误的理论得以修正，正确的知识得以传播。具体到当今中国文学理论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带着怀疑的眼光进入研究活动。一方面，不盲目接受外来时髦理论，，而是要关注该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分析其理论成果的现实指向和实践价值，并将其纳入我国理论研究的“问题域”，最终要以对本土学术建设有所助益为旨归。另一方面，不能屈从于学术权威和“名师”“大家”，对于任何人提出的任何理论都敢于保留疑问，认真分析、深入思考，勇于陈述己见，不为“乡愿”，在平等交流中互相启发，在“对话”中推动文学理论的现实展开和自我完善。人文性固然要求文学理论对于某种价值观念和人文理想的固守和信仰，但是这样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公正、客观、正确的基础上，要以勇敢设问和大胆怀疑为其内在向度，保证理论具有自我完善与规避错误的能力。价值判断，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走入偏颇乃至偏执、偏激的可能性，怀疑精神能够避免文学理论衍发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倾向，避免文学理论滑入盲目崇拜和主观随意的泥潭中。因此，在提倡价值意识的同时，怀疑和批判精神成为了平衡文学理论价值取向的有力杠杆。

　　三、交融与回归

　　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对立现状，是由于混淆、曲解了两者各自的概念内涵，片面强调、夸大了某个侧面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若将人文性等同于个体感性的、主观经验的、非理性的认识，将科学性等同于科学实证的、精确量化的理念，那么就必然会导致科学性与人文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对立。从历史上看，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矛盾确实存在，前者强调主体精神与个人意识的高扬，后者注重冷静客观的分析研究，但它们都只是发展了人文性与科学性的某一方面，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不能等价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况且，人文性与科学性在人类思想意识与实践活动领域中存在的时间要更为久远。在欧洲文艺复兴及后来的启蒙运动当中，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同宣扬理性科学反对蒙昧迷信，在整个文明文化大发展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又如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面大旗“德先生”与“赛先生”，体现的正是在坚持民主自由、人文价值的同时，不放弃理性认知、袪魅去蔽的努力。人文性和科学性在历史维度下从未被割裂与分离，它们紧密地结合着，共同推动着社会进步与发展。文学理论既要追求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又要落实实践检验标准，同时更要坚持人文精神的崇高理想。事实上，科学性最终要以人文性为旨归，人文性也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科学理性精神，它们的关系实为一体两面，不可剥离，交融于文学理论的总体视角下。

　　人文性与科学性应当成为文学理论建设中互相扶持的两个维度。把二者对立开来谈，其实都是将各自固守的立场发展到了极端而偏离其互相洽适的本意。“不存在脱离人文性的纯粹科学性，也不存在脱离科学性的单纯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过是对人的世界的各有侧重的强调。它们都服务于人的美好世界的建立。”[7]无论是关注人文性，还是关注科学性，都只是认识与实践的不同切入点和维度，所以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代表整个文学理论世界的全部意义和内涵。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要求我们以严密的理论方法体系介入文学活动与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对文学理论自身进行反思和批评，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下完成学科价值的建构和理论体系的完善。

　　人文性则促使我们以文学理论活动为基本手段，切入现实人生，关注人的命运与理想，反映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价值追求，对文学实践成果及其所代表的现实历史状况进行反思与批判，肩负起学科建设乃至于民族人文精神重构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文性有了科学性的参与就不会陷于主观盲目的境地，而能够保持公正客观的视角和科学理性的精神；同时，科学性在人文性的指引下，也不会沦为僵化冰冷的概念认知与教条陈述，而葆有生动鲜明的生命活力和直面现实的人道品格。人文与科学携手共进，共同发展，让文学理论研究真正回归到二者交融的道路上来，为学科发展开辟出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