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

　　一部文学作品的可能价值有两种：一为文学价值，二为文学史价值。这其实是一种常识。当然，这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而言。实际上，大多数文学作品，既无充分的文学价值，更无起码的文学史价值。这当然也是常识。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我在其时山东的文学评论刊物《文学评论家》当年第3期发表过《名作与价值》一文，阐释了这种常识。这篇幼稚的小文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在功利与唯美之间》。文章虽然不无幼稚，但基本观点仍为我现在所坚持。现在重复一遍这篇小文的基本观点，也做些补充。文学名作其实有两种，一种可称为“文学名作”，其成为名作的原因，是自身高度的文学性，是具有突出的文学价值；一种，则可称为“文学史名作”，其成为名作的原因，是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价值。具有突出的文学价值的作品，必然具有起码的文学史价值，而具有明显甚至很高的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却未必具有起码的文学价值。所以，“文学名作”一般说来也同时是“文学史名作”，而“文学史名作”却未必有被称作“文学名作”的资格。二十多年前的《名作与价值》这篇小文，对“文学价值”有点语焉不详。所谓“文学价值”，就是通常所谓的纯文学价值，这是一种可独立于时代、独立于同时代的文学潮流、不依赖于与其他作品的关系而具有的价值。世世代代的人，都是可以在不知道作品产生的时代、甚至不知道作品的创作者是谁的情况下，感受其价值。所有的文学杰作，所有的优秀作品，都具有这种价值。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他们诗歌的价值，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因素而存在。“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些诗句，是何时何人所作，它们与时代有怎样的关系，与他人创作有哪些牵连，对于我们的审美欣赏来说，并非关键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抛开一切外在因素的情况下孤立地欣赏它们，并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文学价值。说自身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作品可以脱离时代、脱离与其他作品的各种牵扯而欣赏它们，并不意味着它们与时代、与其他作品没有关系，更不意味着了解它们与时代、与其他作品的关系，对于欣赏它们没有必要。虽然可以脱离时代、脱离与其他作品的关系而有效地欣赏那些自身具有高度文学性的作品，但如果懂得它们与时代、与其他作品的关系，则能更深切更准确更细致地欣赏它们，能更精当地理解它们的文学价值。在这里，文学史著作可以显示出自己的一种价值。文学史著作在评说那些自身具有高度文学性的作品时，不能满足于对作品本身的阐释，不能脱离时代、脱离与其他作品的关系而孤立地品鉴它们，而应该尽可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它们与时代、与其他作品的关系。人们阅读了文学史著作对优秀作品与时代、与其他作品之关系的揭示，就能更好地欣赏这些作品，就能从这些作品中得到更大的审美享受，同时也就认识到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的编写，的确是有必要的。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杜甫。杜诗被称为“诗史”。杜甫的许多诗作，与自己生活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以至于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杜甫诗歌的价值却不必依赖于这种史料性。

　　尽管杜甫诗歌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生活的时代，人们却完全可以脱离那个具体的时代而欣赏它们、而享受它们。即便是“三吏”“三别”这类纪实性很强的作品，其价值也不依赖于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具有“诗史”的品格，具有高度的史实性，但却丝毫不必借重于史料性。杜甫真伟大。即便不了解杜甫诗歌与时代的联系，即便不知道杜甫诗歌的“诗史”品格，也可以陶醉于其中，并不意味着了解杜诗与时代的关系、懂得杜诗的“诗史”品格没有必要。了解这种关系，懂得这种品格，一般说来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杜诗。准确地说明杜诗与时代的关系、准确地阐释杜诗的“诗史”品格，正是文学史家应该做的事。至于仅仅具有“文学史价值”的“文学史名作”，是指一部作品或者由于手法的新颖，或者由于观念的大胆，当然还可以因为别的某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原因，在它问世的时候产生了重大反响，激发了人们的思考、争论，引起了他人的仿效，甚至开辟了一个文学时代。但这样的作品，尽管在当时手法新颖、题材特别、观念大胆，但本身在艺术上却未必很成功，未必是很成熟的精品，因而也就未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所以，这样的作品，尽管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交口称颂，但后人却难以从中得到充分的审美享受。对于后人来说，它曾经新颖的手法也已不再新颖，曾经特别的题材也已不再特别，曾经大胆的观念也已不再大胆了。这些只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名作，对后代的一般读者没有吸引力，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只对后代的文学史家或其他以“文化”为职业的人有意义，对一般读者其实并无多大意义。这种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而并不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名作，在文学史上是并不少见的。或许历代都有那种知名度很高但文学价值并不高的作品。使得它们具有很高文学史价值的诸种可能原因中，“引起了他人的仿效”是特别重要的一种。这类作品，表达了某种新颖的观念，但表达得并不深切、周全；运用了某种新鲜的手法，但运用得并不圆熟、妥帖；触及了某种新的题材，但触及得并不深入、透彻，因此，本身并不是很成熟的作品。但是，它们开辟了道路、启发了他人。同时代的他人或后代的人，把它们开创性的观念表达得更深切、周全，把它们开创性的手法运用得更圆熟、妥帖，在它们开创性的题材领域挖掘得更深入、透彻，因此也就创作出了更成熟、更精美、更具有美学魅力的作品。如果说，具有高度文学性的作品可以脱离具体的时代、撇开其与其他作品的关系而感受其价值，那么，仅仅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品，则必须在与时代的联系中、必须在与同时或后来其他作品的牵扯中，才能见出其价值。在文学史编写过程中，要“文学名作”与“文学史名作”兼顾，要“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并重。只评说那种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而置虽无很高文学价值但有很高文学史价值的作品于不顾，非但没有说明文学发展的真相，也没有说清那些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是如何产生的。当然，在评说那种虽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但本身并不成熟的作品时，既要充分说明它们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也要强调它们本身的不成熟、不完美。现在流行的各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对那种具有明显的文学价值和明显的文学史价值的作品，一般都能予以较充分的评介，也即能兼顾、并重两种作品。但是，在兼顾、并重的同时，不能对两种价值进行明确的区分，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存在的通病。现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评说那种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名作”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阐述它们的“文学史价值”，只强调它们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它们的艺术缺陷，则完全不做说明与分析，这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更不负责任的表现，则是在阐述它们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它们是文学精品、也强调它们如何具有文学价值、艺术魅力。这就给文学史著作的信誉带来危机，也让文学史教学招致学生厌烦。那种虽具有明显“文学史价值”但本身并不成熟的作品，往往连起码的可读性都已经丧失。

　　今天的人们，今天的青年学生，已经无法在阅读它们的过程中得到审美享受。如果文学史著作不对那种“文学史名作”的艺术缺陷进行分析，甚至强调这种作品在艺术上如何美妙高超，就与读者的阅读感受尖锐冲突。如果这样的文学史著作作为教材被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就会造成学生文学观念的混乱，也或者伤害学生的文学自信，或者激发学生对文学教育的反感、蔑视。当学生以虔敬之心捧读那被老师在审美的意义上极口揄扬的作品而昏昏欲睡、而硬起头皮也读不下去时，他们会有惶惑，会有苦闷，最终可能令他们弃文学而去。在文学史著述中，“文学史价值”有时甚至比“文学价值”更重要。一部作品，本身虽然在艺术上并不成熟，并无很高文学价值，但具有突出的文学史价值，那就是文学史家不能忽视的。另一部作品，虽然比这部更成熟、更有艺术魅力，但并非特定时期的顶尖作品，亦未在文学发展的重要时刻起过关键性作用，那么，文学史即便忽视它，也并非不可原谅的过失。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伤痕文学”为例。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当然谁都不能不对“伤痕文学”特别重视，因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现象。在“伤痕文学”的名目和主题下，罗列一批作品，总体述说其特色，再对其中若干作品进行一点单独分析，是通常的写法。罗列的作品，多几个少几个，一般都问题不太；单独分析的作品，一般也可由写作者自己选择。但是，《班主任》和《伤痕》这两个作品，却是任何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必须说到的。这两个作品，开创了，或者说引发了“伤痕文学”，述说“伤痕文学”而不论及它们，就是硬伤，就是无法自我辩解的错失。其他的作品，多说几个少说几个，都无伤大雅。而那些被忽视被舍弃了的作品，完全可能比《班主任》更成熟，比《伤痕》更有文学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价值有时比文学价值更不容忽视。

　　二、文学史著述中的“扯平效应”与“排异效应”

　　通常所谓的“历史学”，是指以社会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社会发展史是以特定时期的政治运动、政治变迁为主要阐释对象。社会发展史、政治变迁史，是“历史”一词的狭义。但广义的“历史”，则指各级类别的历史研究。经济史、文化史、战争史；工业史、农业史、商业史；教育史、交通史、建筑史；娼妓史、史、盗墓史……各级类别的历史研究，举不胜举。文学艺术的历史研究，是众多类别史研究中的一种。然而，文学艺术史的叙述，又有着独特的难题。历史研究通常以寻求共性为基本目的。历史叙述也必须是、只能是一种综合、提炼，必须是、只能是一种归纳、概括。在有限的篇幅里叙述特定时期人类生活某个方面的发展过程，综合、提炼、归纳、概括，是唯一的方法。综合、提炼、归纳、概括的方法，与寻求共性的目的，是很匹配的。而以寻求共性为目的，在通常的各级类别历史研究中，也有充分的合理性。以政治史为例。政治史的叙述，永远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核心。对于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物，永远视其活动对主流的政治进程是否产生了影响以及产生了多大影响，而决定其是否进入叙述以及怎样进入叙述。政治人物是不怕相似相同的。对于政治事业来说，总是独木难撑大厦。一项政治事业，总需要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特异的政治行为如果不能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再轰轰烈烈，也只有伦理价值而没有历史意义。汪精卫谋刺载沣，在其个人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这次未遂的刺杀行动，也的确具有巨大的人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