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具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不过，这仍是就总体上而言的，“十七年”文学的特征并不能就此而被揽括。於可训指出：“‘十七年文学’的多种阐释、评价的可能和空间，亦即是它的新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无须到这种高度政治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之外去寻找，它就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这种真实的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是这种真实的历史语境在生成这些文本的过程中同时也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本的间隙和裂缝。”（2）虽然意识形态对”十七年”文学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但在“十七年”文学中，那些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以及在今天看来称得上经典的作品从来都不是极端政治化的作品，而是能反映特定时代生活丰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政治和文学（人）的复杂关系的作品。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集体不可分离，它们在特定时代中以“一币两面”而并非以分足鼎立的方式存在。按照政治和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面对文本的过程中我们永远都会疑问：对于“十七年”文学中存在的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发言，还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发言？想给这样的问题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运用这种思维进行研究既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样态，也不能使新的文学史研究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因此近些年这种方式的研究已受到不断的批判和清理。

　　“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它体现了政治与文学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学必须担负起弘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弘扬”违反了文学的精神，那么，它势必也对政治的宣传无济于事。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必须从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与文学（人）的关系出发，这里之所以不再关注政治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种“历史化”的思维下，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存而不论，而关注具体历史语境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十七年”文学有它特殊的处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个人的方式，其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也是多样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具体地说，在“十七年”文学的作品中，既有政治化倾向明显的作品，也就是政治性高于文学性的作品，也有政治和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还有少数的注重个人文学表达的作品。而在每个作品的内部，其政治和文学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地方的描写比较政治化、理念化，而有些地方又能够把政治与人的关系处理得较好，还有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富有生活情趣并暗含一定的个人立场。也就是说，这种多层次性即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的整体创作上，也表现在具体的文本中。就拿“十七年”文学对情爱的表现来说，就既有被政治规范的革命化、阶级化的情爱描写，如《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描写就是以强调革命对于情爱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也有对革命、阶级中的情爱的合理表现，如《创业史》中对梁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描写，就既包含了革命理性对情爱的制约，也包含了情爱的力量和革命理性所构成的冲突和矛盾；还有通过间接、婉转的方式对情爱本能的正面表达，如《山乡巨变》中多次对盛淑君和陈大春在约会时不经意的身体接触的描写就传达了作者对情爱本能的肯定；甚至也有对跨越阶级阵营的复杂的情爱关系的表达，如《辛俊地》中对革命战士辛俊地和地主女儿桂香的情爱悲剧的描写就包含了政治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这些情爱描写方式都是“十七年”文学所特有的，表达的是作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由此，我们不能再单纯以“压抑”和“被压抑”的模式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欲望表达，政治中的个人有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呈现方式，并且，它们可以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一种多维的张力关系。

　　“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存在多种政治与文学（个人）关系的表达，有些是主流的、显性的、与政治比较合一的文学形态，有些是边缘的、隐性的、与政治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形态，也有一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学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七年”文学文本内部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的杂糅。对此，詹姆逊的解释可以提供一定的思路，他认为，“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就其存在使个体文本继续发生作用而言，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一个文本内部，不同的叙事形式或‘文类模式’可以共存，并形成有意义的张力。”（4）“十七年”文学文本中各种叙事形式的共存，可以是一种和谐的张力关系，当然对于具体的文本来说，是否能达到“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如何，这又要具体分析。有人说：“十七年”文学“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5）。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这样，不同的人才会看到不同的文学史风景。而既然是“一体与异质之间的复杂缠结”，那么，如何在这种“纠结”中对“异质性”的内容进行把握就成了关键。所谓“异质”，当然“异”的是政治的“质”，但对“十七年”文学来说，这种“异质”只能是相对的，关注“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化的、审美化的表达，并非是要以某一种固定的价值为标准。洪子诚表达他对“个人”的理解具有启发性，他说：“个体的价值选择的独断性质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不应推论为普遍性的，进而要求其他人无条件地接受……如果把价值选择完全看成是个体的问题，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质。要是我们也认同下面的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独善其身的‘逍遥’，而且要有‘拯救’的承担，那么，在‘价值多元’的境况下仅仅强调选择的个体性质，这是不大能解决问题的。”（6）虽然不能说任何对“十七年”文学中“非主流”性质文学的研究，就是剥离于特定时代语境的带有主观性的研究，但对这种文学存在状态的阐释是否符合文本的系统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结构却是非常关键的。

　　同时，由于我们惯用一些理论术语和文学史的线索对20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进行评判，比如一说到“个人”马上就会想到“五四”启蒙传统，虽然这样一种联系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但不能忘记的是，“个人意识”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它也是人性本然的组成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意识中除了政治理性，也会有生命感性，作家也会有对人的感性世界表达的渴望和冲动，这并不都是来自于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十七年”文学是如何体现上述那种多层次性，或者说在文本研究中哪些方面的特点特别值得注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细节”比“主题”重要。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作品所表达的主题通常是清晰明确的，作品在总体上的情节走向、人物命运的安排是围绕某一主题而设置的，但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并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在文本的无数细微处往往包含着主题所不能涵盖的内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细节的政治”，“细节被界定为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现呈，与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vision）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些宏大的眼界企图将这些细节纳入其臣属，但却出其不意地为这些细节的反馈所取代”。（7）往往是在对细节的剖析中，我们能看到主题表达以外的内容，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所在。

　　其次是“过程”比“结果”重要。对于探究“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而言，某些题材的文本具有更强的可解读性。在“十七年”文学中，往往是那些反映革命战士成长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的作品会充满一种“多声部”的特征，即体现不同话语的斗争和纠葛。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确定的，但在对“成长”和“改造”的过程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在“十七年”文学中，即使是那些将个人和政治被认为结合得较好的作品如《三家巷》《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这种“结合得好”很多时候只是在文本的理性表述层面所取得的“胜利”，它带有作家对人物主观干预和塑造的性质，虽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宝、林道静等最后的人生选择仍然是从属于国家和集体，但人物在成长过程中流露出的感性、个人的力量，仍然给文本造成了缝隙，这也正是这些作品被反复批判的原因。

　　再者是“经典文本”比“普通文本”重要。由于“十七年”文学总体上比较统一的特征，当下研究展开的重点仍然在对经典作品的“重读”上，因为经典的作品不仅能涵盖同时代一般作品的思想和写作特征，而且由于其在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上的有力平衡，它在对政治、人性关系的理解上也就能远远超越一般作品，由此，它所提供的文本的复杂程度也会大于一般作品。洪子诚就坦言道:“我也是想能发现50-70年代许多被‘遗漏’的、‘另类’的东西的。我不相信那个时期，人的情感、观念、表达方法就那么统一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8）

　　当然，以上“两个重要”也都说明“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9），这才是文本研究的关键。当然，以上所说的这种多层次性对于文本来说并非固定的，而是变化的，这是因为很多“十七年”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大都再版、重版过，而在再版和重版中，作者对原作进行删改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只是这种“删改”很多时候是根据现实要求而非文学要求进行的。这样看来，“十七年”文学的不同版本与现实政治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对应关系。《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红岩》等作品在不同的版本中所呈现的各种话语的强弱关系、组织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版本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进行了调整，当然删改的方向只会是越来越靠近革命话语和阶级规范，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十七年”文学，我们不能笼统地就小说发言，而必须根据具体的版本来发言。正是由于“十七年”文学与现实之间强烈的对应性，它才会有激烈的随着现实变动的不稳定性，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复杂之处。总之，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在文本自身所反映的复杂性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结合的多种可能性所带来的文本的多层次性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