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词学研究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10-20

  词,一代之盛,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研究唐宋合乐歌词,不能忽视词与音乐间的关系。在古典文学领域,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词学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唐宋合乐歌词概论”,作者站在“史”的高度,考察词体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依赖的社会环境,论证词的发展离不开音乐的制约和影响。中卷“词与乐的关系”,主要论述词与音乐既相互统一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强调词的性质、声律特征源于音乐的赋予,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对词体的演变和特性有重要影响。下卷“唐宋词和乐的评价问题”,总结唐宋词和乐的历史经验,从艺术发展规律入手,分析词与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异同及分合的利弊。本文以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一书为蓝本,探讨该书的核心理论、独特研究视角及其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启发。

  一、微观中现宏观的演绎法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擅于将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相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即把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大历史背景下进行透视分析,深入挖掘各个小问题,最后进行整体性的宏观把握。施议对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对词和乐的关系作了较深入分析,从中寻绎出某些规律性。关于词体的产生、发展、演化、蜕变正是这种方法的有力尝试。词体的产生存在多种说法,无论“诗余说”“乐府演绎说”,还是“和声说”“泛声说”,都说明词体的产生与音乐相关。施议对认同这一观点,但对词体的产生时期存有异议。关于词体的成立时期,以往学者只注重词的形式、格律标志,忽视合乐应歌标志。通常,人们以朱熹“逐一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及《词谱》“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等格式规定,作为辨别词体的依据,判断词体产生的时代,这是片面的。施议对从词体成立的两个标志推测成立的时期。这两个标志,一个是长短句歌词的出现,另一个是由歌诗向歌词的转变。梁启超以梁武帝《江南弄》为例,证实词起源于六朝;刘大杰认为,梁武帝所作“还不能算严格的词,可看作是由诗入词的过渡形式”,提出词体正式成立及其迅速成长是在中晚唐时期。唐奎璋经过确证《泛龙舟》七曲为隋曲,断定“有乐曲就有歌辞,这是词起源于隋的具体依据”。施议对认为,上述观点虽然有一定依据,但缺乏科学判断。他指出,考察词体产生的时代,不可离开歌词合乐的具体背景。梁武帝《江南弄》七曲,其一曰:“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从格式上看,《江南弄》已成固定句式、韵位,但依然是诗歌形式,没有合乐,且与合乐长短句歌词有区别。《泛龙舟》《穆护子》等七调,皆为隋曲,也可能都带歌词,但仅仅是偶然尝试,由歌词之法代替歌诗之法,隋朝乐坛尚不具备。从清光绪二十六年发现的敦煌遗书记载看,许多民间歌词已经是比较定型的长短句歌词格式。如《云谣集杂曲子》里《破阵子》四首,无论格律形式还是内容,都为中晚唐文人的创作提供重要来源。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被认为是文人词的开山之作。张志和的《渔父》、刘禹锡的《竹枝歌》等都是模仿民间歌词的典型。晚唐时期,温庭筠大力填词,成为第一个专业填词的文人。随后出现欧阳炯、韦庄等一大批花间词人。到南唐,“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施议对通过分析历史材料,结合长短句歌词产生的两个标志进行综合考察,得出“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的结论,并从历史实际出发,既充分肯定民间创作对词体产生的开创之功,又充分估价文人才士创作确定词的历史地位作用,避免了词论的片面性。正是基于对词体形成演变的宏观研究,施议对对词体蜕变这一问题采取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对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说法,即认为至南宋时,词乐失传,词与音乐关系脱离,词已逐渐衰亡,施议对“大胆假设”这一说法的错误,并列举大量事例,证明词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蜕变”。而且,在广大民间的娱乐场所,唱词形式更加丰富多彩。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的大量出现,加速了南宋合乐歌词的蜕变。所谓“变”,即一部分逐渐摆脱其对外在音乐的依赖,进一步蜕变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南宋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北宋,内容和艺术领域也有新开拓;或继续与音乐相结合,“变”而与民间“小唱”合流,成为元曲之先声。施议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论证词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蜕变”,有力回击了“宋衰即词衰,宋亡即词亡”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谬论。

  二、历时与共时的辩证法

  在论述“词与乐的关系”时,施议对始终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出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他不像近代某些论者,只看词受制约的一面。刘尧民在《词与音乐》中说:“音乐是诗歌的灵魂,所以诗歌自然是要追随着音乐,以音乐为标准。”突出词对音乐的依赖;胡适在《词选》序里指出,“重音律,不重内容,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过分重视词的独立性,废弃音乐。然而,施议对力排这两种意见,辩证看待词和音乐的关系。施议对从大处着眼,整体把握,把我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的演进变化归纳为“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倚声填词”三个阶段。特别指出,“倚声填词,言出于声”是诗和乐重新进行更高形式的结合,无论“质”还是“形”都体现燕乐的情调,音律特征。施议对认为,词作为音乐文学,受燕乐的制约,但同时燕乐的格律、音韵又赋予词的特性。只有两者结合,音乐性才能成为词最重要的艺术特性。同时,施议对运用“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方法,从“史”的高度对词与音乐关系的发展流变进行全面考察,帮助读者探寻词的内部规律。从共时角度看,注重同时期作家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其歌词创作进行平面考察;从历时角度,注重作家对词体的发展演变历史所作的贡献和成就。“历时和共时”研究方法的运用,既扩大了本书理论的覆盖面,又给读者一些新的启示。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里,施议对论述词与音乐的关系经历了由民间到“尊前”“花间”,再到“闺阁”,最后走向多极化的过程。同时,以这一变化关系为主线,对词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作用的作家进行分析,从而给予中肯评价。

  三、跨学科视角的创新性

  黑格尔指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长短句歌词便是宋代艺术家体现“真实的正确的形式”。词表现音乐的情感内容,音乐赋予词艺术形式。施议对从艺术发展规律入手,运用美学思想挖掘文学与艺术的美,总结唐宋词合乐的历史经验,分析词与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同异及其分合的利弊问题。唐宋词合乐,词借助于音乐,增加其艺术表现力及其审美价值;音乐又借助词,使情感表现更明确、具体。但词与音乐毕竟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二者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独特性。如,以是否入律可歌定优劣,只顾音律,不管言词,使歌坛上出现了许多“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的作品,大大削弱了词的艺术感染力;而有的虽是好文词,却“不协律腔”,把词引向雅化、凝固化的道路,阻碍词的健康发展。从艺术和文学观点看,这些都不利于歌词和乐曲发展。这个认知,对今天的新诗、歌曲创作仍有借鉴价值。施议对对建国以来普遍流行的“音乐束缚论”和“声律无用论”两种观点进行批判辩驳,从而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例如,苏轼革新词体,转变词风,词史上称为“以诗为词”,论者多认为是“打破诗词界限,冲破音律的束缚”。然而,施议对认为,这是词与音乐的一次调整。苏轼处理词与音乐的关系态度严谨,其作品大部分入律可歌,且对声律及唱法尤为讲究,是“以词为词”的当行作家。辛弃疾全力为词,诸多论者多以“爱国主义”和“豪放”概括辛词成就,以宣扬音乐束缚论,这是有失偏颇的。辛弃疾以词为武器,多抒发爱国情感和战斗精神,富有现实意义和英雄气概。而艺术风格多样化,仍十分注重歌词合乐的效果,“以用字奇横而不翻音律”和“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是“声学”行家。另外,对南宋词人姜夔、吴文英、张炎,建国以来论者多贬大于褒,而《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对词作的贡献和功绩,指出他们“为词在形式特点上体现其音乐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维护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这些都是反驳“音乐束缚论”的例证。对“声律无用论”,施议对从诗歌与声音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肯定声律的重要性,指出长短句歌词中,决定词性特征和价值的首先是文词,其次是格律声调。着重强调声律不是无关紧要,而是体现词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四、结语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探讨词的文学形态与其它艺术形态的关系。这一方法的运用拓展了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空间,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施议对的词学研究并不仅局限于历史考察,而是与时俱进。同时,施议对还提出“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吴世昌的‘词体结构论’为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的论题。这三种批评理论模式的提出是当今词学研究的新突破,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对未来词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Copyright@2000-2030 论文期刊网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ICP备07016076号;《公安部》备案号:33010402003208
    cnqika@163.com;zclwnet@126.com;zclwnet@163.com;13588037135
    本网站收录了海量免费论文资料和上百个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批过的具有国内统一CN刊号与国际标准ISSN刊号的期刊杂志,供诸位查阅参考和研究,但版权属原作者所有,谨防侵权。 诚实、正直是我们严格自律的行为准则;认真、守信是我们一贯的道德风范,我们将秉持专业、诚信、快捷、优质的服务理念,做好各级别各种类论文代理发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