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昆德拉与卡尔维诺的文学评论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12-17

  我手头有两本书,一本是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另一本是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作为对文学本身的叙事,作为个体的文学史抒写,这两本书给予我们的关于文学本身的知识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们随便从手头拿起一本拙劣的文学史教材或文学理论教材都可以获取更多。那么,这两位大师写这两本书究竟想要说什么呢?我们的知识视野、阅读期待与思维方式早已被那种意识形态化与技术主义至上的文学教材钳制。我们很少思考文学的伦理目的是什么,而这两本书所做的就是对文学本体论任务的阐释与清理——一种对文学本质精神的热情弥漫在字里行间。

  有一句话很古老了,作为一种常识,它游离于我们的生活之外,使文学成为了一种与生活无关的疏离之物。充其量也就是对器官伦理或社会价值的事件演绎。这句话是:文学是人学,文学必当是为人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就是通过这两本书在阐明文学作为一种人学的本体论任务,文学是如何为人生的。

  关于文学的本体论任务与文学为人生的路径之廓清基于两位大师对人本身的判断。昆德拉认为,人总是热衷于道德判断。对任何事情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不加任何思索的进行信口雌黄的道德判断。糟糕的是,这种判断不是无意义的,而是极其有影响的,这使人类社会为一种审判精神所控制,审判的精神全面社会化,导致人们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生活变成了一种对自我的有罪推定。换一句话说,就是人在这种道德审判的热情中,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寻找罪行迎合道德判断权威的残酷过程。人的无罪的正常的生活彻底消失了!很显然,人类的判断热情使人的现在迅速消失了。生活变成了一场寻找有罪记忆的自我审判。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文学承担起了寻找失落生活的重任。在昆德拉看来,文学对这种重任的承担不是勉为其难,为某一个精神病天才或伟大导师强加的,而是文学本身的功能。当然,只有真正的文学,伟大的文学才能如此。因为真正的文学,伟大的文学中始终贯通着一种幽默的精神,这种精神使道德判断延期,使一切事情都变得模棱两可,无法轻易下结论,于是,人类的道德热情在幽默面前遇到了无可置疑的溃败。那么,是不是文学不需要道德呢?昆德拉从未这样说过,这也是昆德拉最为遭人诟病的地方。有许多人就认为昆德拉所说的幽默精神实际上就是相对主义,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一切价值的失落,最终世界会为虚无所笼罩。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昆德拉的意思是,文学对道德判断的搁置是最大最好的道德,是一种道德的不讲道德。人类的道德热情从古至今都秉持着一种普遍的神性的形而上的道德观,有时以上帝的名义,有时又冠以理性或非理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价值范畴。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判断在将生活与道德规条的逐一对应中形成了一种对人性对生活的不容任何置疑的审判。而昆德拉则提倡一种不讲道德的道德,实际上是推崇道德价值的多元化。当然,那些多元化的道德价值始终都要遵守一个基本底线:守卫人格与生活本身的尊严!的确,只有在道德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人类才不至于自以为真理在握,对他人横加指责,生活才能在一种不被意识到的无罪的安全感中自在的流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认为,文学的本体论任务是寻找生活的散文,所谓生活的散文显然不是与诗歌戏剧并列的文体,而是一种与神圣性、普遍性、确定性相对的面孔,意味着一般性,特殊性,偶然性,微观性等等。散文成为文学的最高美学追求,其目的是寻找并守卫在道德判断的热情笼罩下一度失去了的隐匿的生活。是的,所谓生活的散文,正是生活的隐匿性。生命总是在向死亡流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现在使生命永存,那些转瞬即逝的思想、情绪、行为不能不是隐匿的,但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也正是含蕴在这些隐匿的东西里面,而我们的道德热情却从不关心这些隐匿的生命存在,恰恰相反,总是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压制她们。

  所以,应当说,昆德拉所说的被背叛的遗嘱实际上就是指人类道德热情所背叛了的文学的精神:完成文学的本体论使命,寻找生活的散文。当然,与其说昆德拉阐明的是一种文学的美学伦理,不如说他阐明的是一种合理的生活伦理,因为真实生活或者说生活的散文在文学中的失落首先是因其在现实人生中已先行失落。所谓真实生活或生活的散文已在现实人生中失落,是指那种幽默的精神为专制独断的精神所取代,并以此去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当然,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究竟是先有幽默的现实生活精神才有了伟大的文学艺术历史,还是伟大的文学艺术滋养了这种精神并进而改造了生活。我的看法是,这二者不可能存在一个先后关系,而应当是相互促进互为生存的。然而,昆德拉显然不作此想,在他看来,幽默首先是一种文学的精神,而后才施惠于现实生活。为什么他如此理解呢?因为昆德拉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由于科学理性主义独大导致了欧洲全面的精神危机与文化危机,人类的生活已全面失落,唯有在真正的文学艺术中还保留着那种不为一种道德理性所支配的多元丰富的生活。话说到这里,昆氏写作《被背叛的遗嘱》的苦心就很明显了:他企图通过对欧洲伟大文学艺术中的美学伦理的提纯,为人类危机四伏的生活提供一种正常合理的生存伦理。也正是基于此,昆德拉才说,欧洲是小说的产儿,但这个小说的产儿现在正在背叛小说的精神。这个结论是殊为惊人的,他的意思是说欧洲作为小说的产儿,一度产生了人类最辉煌最伟大的文明成果:民主自由社会的产生;人类在欧洲,享受着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甘甜,人类的生活一度是其所是的任情蝶舞。可见,民主与自由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对隐匿性的生命存在,转瞬即逝的思想、情绪、行为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在她们民主自由的根基上,一种制度化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化的民主与自由才是可能的。

  但,昆德拉说,现在,欧洲正在背离小说的精神,欧洲人的生活百年来一直遭受着无止境的审判与删刈。昆德拉不厌其烦的描述了自卡夫卡以来,一系列伟大的艺术十字路口和其他伟大人物,如斯特拉文斯基、雅纳切克、高尔基、萧伯纳、布菜希特……等所遭受的审判。而且,这些人遭受的还总是双重审判。在因价值观念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每一个时代,他们都被无情的批判。很明显,这些人被时代所批判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难以为时代所接受的美学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美学实践中所内含的生活伦理。不能不说,昆德拉的确说得有道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是伟大小说的产儿,但我们为人类的道德所苦更甚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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