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口碑良好的出版社团，在俄罗斯文学译介系统化方面成就卓着，功不可没。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普希金全集》（十卷）、《果戈理选集》（三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七卷）、《屠格涅夫选集》（十三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七卷）、《高尔基文集》（二十卷）、《肖洛霍夫文集》（八卷）、《纳博科夫小说全集》等系列化作品，读者界反映良好。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推出《普希金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托尔斯泰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等重要作品，备受读者好评。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90年代先后推出“世界文豪书系”，其中包括《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屠格涅夫全集》等系列，该系列丛书规模宏大、制作精良、装桢精美，可谓填补了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中的不少空白。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普希金全集》，译林出版社完成《法捷耶夫文集》等作品，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在读者界中也有着相当的影响。

　　可以说，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名家汉译全/选集的相继推出和不断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价值。就译介传播而言，中国俄罗斯文学译介更加理性而客观，愈加审慎而积极，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步入一个总结阶段；就文学研究而言，这种系统化的文学译介，既包蕴着高度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学理意识，也为学理研究和学术承传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就译介主体而言，丛书化的文学译介体现出不同与俄罗斯学界的中国立场和民族特色，即不仅重视人文精神建构，密切关注域外经典文学，而且紧跟社会时代脉搏，服务中国文学发展。

　　（五）译介主体专业化。

　　伴随译介事业逐渐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翻译家译文集或论文集陆续出版问世，既显示出社会和文化界对翻译家工作的肯定和认同，对译者文学和学术地位的重视与褒扬，也凸显出译者作为译介主体的专业化、自觉化和学理化。

　　《瞿秋白译文集》、《巴金译文集》、《汝龙译文集》、《戈宝权译文集》、《卞之琳译文集》、《曹靖华译文集》等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的文集，纷纷编辑出版问世，成为1990年代翻译文学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如此，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也陆续展开，显示出学术热情和学术理性的结合。此一时期，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叶水夫等中国俄罗斯文学译研事业的奠基人仍在笔耕不辍，留苏一代学者重归岗位，将一腔热情倾注到文学译研之中，新一代学人相继踏入学术研究行列，三代学人构成近三十年中国俄罗斯文学译研主体。全国性的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建立起来，各种专题的研讨会不断举行。由此，学者队伍的形成、学术组织的成立、学术刊物的创刊等各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空前繁荣的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着作纷纷面世，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和研究不平衡的局面已然得到基本扭转，一如着名学者陈建华教授所言：“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领域明显拓展。这一时期所取得成果既展现在数量上（在数量上已超过了以往全部成果的综合），也表现在质量上（研究的视角、角度、方法和规模都有了明显的突破）。这些成果或全面剖析苏联文学思潮，或以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或从新的角度切入重新考察经典作家，或认真探讨‘白银时代’文学，或特别关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或系统梳理中俄文学关系的发展历程，或深入评述巴赫金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论，或多方位思考俄国文学史问题……”从吴元迈、薛君智、倪蕊琴到任光宣、吴泽霖、刘文飞等众多学者的系列着作，基于大量文献史料，从各种学术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呈现出俄罗斯文学意涵的复杂性和构成因素的多元性，引起俄罗斯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共同关注。这些体大精深而旁征博引的学术着述，不仅让读者看到俄罗斯文学不同于其他欧洲文学的特质，挖掘出令世人深感陌生而震惊的问题，而且引发俄罗斯文学何以深刻影响、如何影响20世纪中国等诸多重大问题。

　　（六）译介理念滞后化。

　　较之文学翻译的空前繁荣和一派大好形势，翻译技巧理论、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呈现出译介理念滞后化特征。虽然戈宝权、曹靖华、草婴、高莽等名家的翻译体验、文化随笔和译介随感先后问世，但成体系、有规模、有特色的论述译介理念的着述却较为鲜见。进入1980年代后，《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和《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等数种论文集先后出版，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进行筛选和整理，并为此后翻译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提供了基本资料。《翻译通讯》（前身为《翻译通报》）于1979年的复刊，在1986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后，学术自觉性和学理深度性逐渐增强，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许钧主编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对俄、法、英、美、德等国的翻译理论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评介，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翻译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广度。此外，郑海凌和黄忠廉探讨文学翻译和翻译机制的系列力作，诸如《文学翻译学》、《译理浅说》、《翻译变体研究》、《变异理论》、《翻译方法论》等着述，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当代俄罗斯文学译介理念的不足。

　　二、结语与展望。

　　概而言之，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取得丰硕的成就和经验，表现出多元化和复调性的总体态势。在译介选题上，近三十年俄罗斯文学译介不仅涉及古典、现代、当代、当下的俄罗斯文学，而且兼顾主流文学、域外文学、边缘文学、白银时代、回归文学等多种文学层次，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在译介趋势上，近三十年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对象几乎遍及各个时期、各种流派、不同思潮、各类风格、各种体裁、各种题材的作品，呈现出规模化和从书化的趋势；在译介版本上，在日趋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俄罗斯文学经典名着出现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汉译版本，形成典型的文学复译现象，引起不同的翻译评价和文化交流的争议；在译介方式上，在市场化和学理化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出版界先后推出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的选集或全集，形成比较典型的译介系统化特点；在译介主体上，诸多翻译名家的译文集、心得随笔的陆续出版问世，彰显着社会对译者的翻译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重视与褒扬，表现出翻译主体的专业化特色；在译介理念上，较之文学译介的繁盛，翻译技巧理论、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文学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界和知识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复译现象部分出现、翻译水平良莠不齐和翻译群体边缘化等方面。随着商业化的侵袭、出版业的重组、文学翻译的窘迫，中国俄罗斯文学编译队伍呈逐年下降趋势。许多经验丰富的译者和编辑年事已高或即将退休，而年轻译者和编辑则转行从事英美文学或畅销作品，使得人才不足的俄语编译队伍愈加凋敝，呈现出老龄化和边缘化的总体趋势。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和传播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并非一人一方之事，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蹴而就之事。它不仅需要中俄两国翻译界、学术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也要提高译者翻译水平和文学修养，更要健全翻译机制，翻译和研究并重，营造良好健康的译介引进和学术研究氛围。一如王蒙所言，“苏联文学的历史并非空白，苏联作家的血泪与奋斗并非白费。总会有一天，人类的一部分做苏联文学而进行的这一番精神活动的演习操练会洗去矫强与排他的愚蠢，留下它应该留下的遗产，乃至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蜕变出演化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新的梦”，在翻译界、出版界和研究界等多方通力合作下，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也将迸发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