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作家雷庭招1961年出版了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吃碗茶》,小说勾勒了20世纪40年代华人移民小家庭的生活,同时也折射出美国唐人街华人群体的生活现状和精神面貌。从小说架构和伦理观念来看,《吃碗茶》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小说。但若对书中的情节进行具体分析,不难发现,这部小说也具有西方文学传统中流浪汉小说的某些特点。书中有大量的“在路上”情节,或显或隐;既有物质层面的旅程,也有精神层面的流浪。而书中的主要人物之所以纷纷从“家庭”走到“路上”,有的是出于自主的选择,有的则实属无奈。作者巧妙地把家庭小说与“在路上”的流浪汉小说结合起来,充分表达了小说中“成长”和“归属”的主题,包括年轻一代的成长、女性的觉醒、早期华裔美国文学的成长以及它对美国主流文学的融入与归属。正如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学者罗伯特·李所指出的,这个故事里,“东方与西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都真实可信”①。

　　一、家庭小说的架构与伦理

　　首先,从故事架构来看,《吃碗茶》可以说是一个以描写家庭关系为主的小说,涉及的家庭包括王华基一家三口、儿子宾来和美爱的小家庭以及宾来伯父王竹庭一家,实行家长制管理和堂会制度的唐人街则是实际意义上的华人大家庭。小说围绕着两个平常人家儿女的婚姻生活、家庭琐事以及流言飞语展开,最暴力的场面也不过是王华基割了阿桑的一只耳朵。作者雷庭招“通过一个更为现实的局内人的视角,展示了华裔社区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态度以及种种问题”②。

　　作者把视角放在家庭关系上,可能是出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中,家庭小说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儒家传统弘扬“家国”的概念,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导论》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③ 长期以来,“儒家文化的孝悌仁义忠恕等伦理价值在中国人世界观的塑造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④ 这一点在《吃碗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书中人物的言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孝悌仁义忠恕”等儒家伦理观念的制约。而小说作者之所以把“家庭”置于核心地位,用家庭文化来反映社会生活,与他的华裔作家身份不无关系。无论是土生土长于美国,还是成年后移民到美国,包括那些宣称自己写的是“美国小说”的华裔作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美两种传统和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擅长用家庭小说的形式,从家庭关系入手来影射华人在美国所处的困境和所遭受的压迫。有研究者曾做过这样的总结:“海外华裔文学主要就是通过对华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通过两代人新旧生活观念的差异的描写来表现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之间的融合与冲突。”⑤

　　第二,家和乡土是中国人血液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家和家庭生活,那他就不成为自己,而只是一个工具”⑥。所以,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宾来向往做一个“有家室的人(family man)”,即使被戴了绿帽子,也依然能够宽恕和忍受,始终想着如何把家庭关系维持下去。小说背景设置在20世纪40年代,众所周知,这正是华裔社会由“单身汉”社会向“家庭型”社会转型的开始,也是故事得以发生的契机。长达六十一年的“排华法案”使华人不得不生活在畸形的“单身汉”社会里,“男性沦落为‘纸儿子’、‘单身汉父亲’和‘缺席的丈夫’”⑦。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不仅直接影响了第一代移民王华基们的生活,其阴霾也弥漫到下一代宾来们的生活中,对他们而言,“家”这个字承载着太多的辛酸和痛苦。在这样一个华人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作者雷庭招着眼于家庭,以家庭小说的形式来讲述华人的故事可谓是审时度势之举。

　　除了结构,小说中人物所遵循的伦理纲常也充分反映了其中国式家庭小说的特征。父亲王华基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他生活中的一个核心词是“本分”(duties)。尽管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为人夫、为人父”失败典型,王华基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拿“本分”来要求所有人。“他知道不应该让妻子一个人留在乡下”⑧,知道早日与妻子团聚才是一个丈夫的本分,但却总是借口生意忙走不开。至于归期,“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的“尽本分”的妻子始终“忠诚地”等待和祈祷着他的归来。对于儿子,他也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而儿子一旦结婚成家,则意味着他和李氏作为父母一方,已经“恪尽本分地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反过来,王华基也对儿子宾来提出了一系列“尽本分”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传宗接代是一个儿子应尽的“本分”。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服从和妥协上,宾来和主张“尽本分”的父亲王华基是一致的。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宾来不敢违抗。而对同乡秦越,他则谅解宽容,尽管正是秦越使他误入歧途。《论语·学而》中有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就是说:“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爱的根本吧!”⑨ 可以说,十七岁就来到美国的宾来思想上固然已受到了一定的美国文化影响,比如他不像父辈那样重男轻女,而是觉得“在美国,不管怎样,女孩要比男孩更受宠爱”,但诚如家族长辈王竹庭所言,宾来身上仍然“保留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影响:在现实和传统面前他表现出顺从的一面”。此外,小说中以宾来为核心展开的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也遵循着“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式家庭小说特有的伦理内涵。

　　二、“在路上”小说的故事情节

　　如果说华裔美国作家骨子里和作品中呈现的“中国性”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他们的“美国性”则缘于后天。如前所述,《吃碗茶》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小说,同时它也具有西方“在路上”小说的诸多特征。小说中有大量“在路上”的情节,“在路上”既是故事的背景和起因,又构成了故事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包括实际发生的迁徙和流浪,也包括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出轨与漂泊;有短短两天的纽约至华盛顿之旅,也有长达二十多年的背井离乡;有自主选择的搬迁之旅,也有不得已的远走他乡。大大小小十多次旅行,从水路到陆路到航空,几乎书中所有的人物都参与其中。无论显性还是隐性,所有这些都是不同层面的“在途中”的“旅程的情节”。着名的华裔美国作家及评论家赵健秀认为《吃碗茶》“讲了一个华裔美国人流亡,好战的孤独,许诺,失信,婚姻和背叛的故事,讲了一个英雄,他从家里逃出来,到原先的大本营,找到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10}。这句话里包含了两个观点:一是肯定了这是一部关于“流亡”或者“流浪”的“在路上”小说;二是指出了宾来从东部走向西部,暂时摆脱了小家庭的压迫,却仍然要在华人大家庭的依托下,迎接西方的新世界,实现进一步的成长。

　　小说中,所有华人的背井离乡、宾来的多次更换工作地点、他和美爱的三次搬家、王华基和李刚的出走唐人街、阿桑的被逐、秦越的行踪不定等,都是看得见的旅程情节。宾来的宿娼以及美爱的婚外情,则是他们精神上的“出轨”之旅。而更为隐蔽和看不见的,还包括王华基的妻子李氏长达二十多年的心灵流浪。

　　除了这些迁徙或离家之旅,书中还有一段“在路上”的旅程意味深长,那就是宾来与美爱的孩子国明的出生之旅。这个小生命初次亮相是在故事中间,那时他还在母亲腹中,及至故事结尾,他终于正式踏上了人生旅途,孕育的终点是他在人世间的起点,恰恰也是他的父母宾来与美爱的人生新起点。小生命给这个遭受过创伤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尽管中国的家文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但是和宾来没有血脉亲缘的国明,却用它真实的存在,以法律的、后天的名义使这个小家庭紧密相连:“尽管婚姻曾一度受挫,理解和同情使他俩心贴得更近了,是儿子的出生孕育了这种崭新的关系。”在国明身上,体现了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的双重身份,两个国家,两种文化,共同推动了华裔族群的自我成长以及对美国社会的融入。

　　小说中,正是这些或显或隐、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在路上”旅行,组成了一幅从“家庭”到“路上”的动态画面,从而使一部看似简单的“家庭小说”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三、从“家庭”到“路上”的动因:主动与被动

　　留下还是离开?两代华人移民时常拷问自己。以王华基为代表的父亲一辈徘徊在乡愁与生存发财的美国梦之间;以宾来为代表的儿子一代则徘徊在庸俗的现实和理想中的自由之间。留下意味着面对令人压抑的现实,离开则意味着暂时摆脱困境。小说中,宾来和美爱的最终离开是他们自主的选择,王华基和李刚的出走是出于无奈,而犯了众怒的阿桑则是遭到了王氏家族的驱逐。

　　年轻的宾来,从事业到婚姻都由父亲一手操纵。父母之命以及传宗接代的责任剥夺了他自由生活的权利,他意识到“想要摆脱这种困境是无望的”。但是,想要摆脱“不行(no can do)”的状态,宾来别无选择,作者在书中借医生之口开出了颇具深意的“在路上”药方。宾来第一次去看西医的时候,医生对他说:“也许你需要的就是换换环境。离开这里, 去度个假, 看看情况怎么样。这很可能是心理问题。”这里,作者所谓的“上路”显然不仅仅指实在的旅程;更意味着寻求自由、成长和归属的精神之旅。为家庭生活所羁绊的宾来总觉着上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到了小说结尾,宾来和美爱终于决定要“自我放逐”,离开纽约唐人街这块是非之地。“来自本土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家庭观以及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在西方文明的不断冲击下显得越来越遥远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力量对华裔及其后代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11} 敢于放弃,勇于尝新,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父辈更具有冒险精神。

　　当宾来和美爱怀着对西部的乐观向往上路时,王华基和李刚却满怀伤感地各奔东西。为了所谓的“面子”,他们不得不在漂泊了大半辈子之后再次远走他乡。“离开这里?只能这样!如果他王华基没有在纽约扎下如此深的根,那么卷起铺盖走人要容易得多。”但是在二十多年的落地生根后,骤然连根拔起又怎能不伤筋动骨?而更为无奈的还要数阿桑。与美爱有婚外情的阿桑在遭到了王华基的报复被割掉一只耳朵后,把后者告上了法庭。但王氏家族凭借堂会的势力,迫使阿桑取消诉讼并离开纽约唐人街,五年内不许返回。阿桑的被逐,缘于唐人街内部权力机制的施压。从历史上来看,唐人街最初是华人为了逃避来自美国白人社会的迫害聚居而成的。然而,这里并没有成为他们真正的安乐窝,反而成了自设的牢笼,是他们暂时的栖身之地、虚幻的归属之地。唐人街特定的组织形态、家长制作风、堂会制度、中国文化传统的约束力以及守旧的思想,使书中的人物陷入不同的困境,他们最后都自发或被迫地逃离了唐人街,似乎只有离开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寻求新的希望。“生活在唐人街社区的华裔后代,处于族群、家庭的压力之下,时时有着要‘逃出唐人街’的冲动,要到唐人街之外去找寻自己的‘希望之乡’。华裔后代们成长的过程就成了叛逆的过程、出逃的过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