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为什么会写出大量周作人所说的“”呢?联系她的人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最早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学者、女子之一，又在国外生活过不短的时间，袁昌英对于西方社会和中国现实、对于女性生存和人生人性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常借助“”来加以表达。同时，由于她熟谙西方文艺和哲学的学术背景，袁昌英受西方随笔的影响颇深，不仅喜好在文中发表议论，而且喜欢借助西方哲学与心理学知识来思考人生，阐述人生的感悟与体验。这使得她的散文，“就同我国传统的某些散文用自己的议论来证明‘圣人’的名言大不相同”，而散发出现代的气息。如在《行年四十》中，袁昌英就运用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知识，来阐述中年女性身心的特殊变化，她写道：“四十是人生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在生理上说来，一个人由出生至四十是如东升的红日，一步步向着午天腾达的，只有越来越发扬，越来越光大，越来越辉煌的，可是过了四十，就如渐向西沉的黄金色的日轮一样，光芒也许特别的锐利，颜色也许异样的灿烂，热力也许特别的炽热，然而总不免朝着衰败消落的悲哀里进行；四十是生命向上的最后挣扎；尤其是女子，那天生的大生命力要在她的身上逞其最大的压迫，无上的威力，来执行它那创造新生命的使命。”不仅语言灵动，比喻新颖，传达了女性独特的和细腻的感受，而且充满了学者式的真知灼见，散发一种浓郁的现代意识。再如在《漫谈友谊》中，袁昌英也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论述心与心应当相通，因为人需要与他人发生情感联系，“这种要求，现代心理学称为爱群天性。”也可以明显感受作者的学者气质。

　　正是因为袁昌英是“以一个学者的头脑来写散文”，所以她的散文呈现了一种现代女性散文少有的智慧之美和学者气度。由于学者的理性思维的渗入，她的散文条分缕析，思路清楚，如《在法律上平等》对于女性遭遇不平等的现状的探讨，既枚举了“民国”后种种歧视女性的规定，又深入剖析了这种歧视的根源，说理透彻而明白，可贵的是还能够对女性自身的不足进行审视，显示了作为学者的理性。再如《关于(莎乐美)》，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于唯美主义的进行分析，逻辑严谨，有理有据，持论公允，也反映了作为西方文艺专家的袁昌英的辨识力。

　　袁昌英的散文的智慧之美和学者气度还表现在她喜欢旁征博引，充满了现代女性散文少有的“理趣”。由于作为学者的袁昌英具有渊博的知识，因此在发表议论时候，经常会引用不少的有趣的知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使得她的许多议论性散文洋洋洒洒，从容阔大，同时以丰富的知识性给人以启迪。如《生死》，围绕着论点，袁昌英例举了古今中外众多的人物和文学形象来证明，周公、孔子、释迦牟尼、文天祥、岳飞、诸葛亮、史可法、王莽、袁世凯、贾宝玉、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李煜、八大山人、王实甫、曹雪芹、华盛顿、林肯、贞德等，简直让人目不暇接，真是横贯中西，脚踏古今，任意纵横腾挪。袁昌英的这类散文创作在众多女性散文创作中别开生面。

　　总而言之，作为现代最早的女性作家之一，袁昌英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用她的文学实践确立了现代女性在这一领域的存在。而且也因其作为学者而兼创作，学术背景和学者气质对其创作的渗透，使她在现代女性作家星空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