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点，就是梁启超赋予科学方法一词的主要内涵，也是他方法论的主要的理论框架。从中可见梁氏的方法论，是一个层次分明、步骤清楚、严密周到、有迹可寻的理论系统。梁启超就是应用这付理论框架，从事于多项学科和多种项目的研究，同时他又采用改善和创新了许多具体方法，充实和丰富了这付理论框架的内容，从而在学术活动中，获得新成绩，开创出新局面。

　　二、对传统方法的运用与改进

　　梁启超说：“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1]9纵观梁氏在科研中运用方法的事例，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传统方法的应用与改进，二是引进与改造西方的研究方法，三是方法的创新。

　　现先就第一种类型说，梁氏对于以辨伪存真为要务的传统的训诂法和考证法，是极为重视的，是充分予以肯定的并尽力发挥其效能。所谓训诂法，一是释字义，了解古书字句的确切含意，以便准确无误地运用这些材料;一是注事实，可以和原着材料互相发明。所谓考证法，主要应用于材料上的广搜博考，求异同，辨真伪，并在这些材料上归纳推理以求其真。后者被梁氏称之为归纳考证法，尤为他所重视，评价极高：

　　“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5]249梁氏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也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肯定乾嘉学派的治学成就：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其归纳考证的程序是： “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6]45梁启超之所以如此重视乾嘉学派训诂和考证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有助于求得真事实。有助于尽可能地占有最可靠的材料，而一切科学的评价和判断，都是建立在全面而又很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梁氏研究某项专题，一般都是分两步走的：一是求得真事实，一是予以新意义和评出新价值。即材料求其真，评价求其新。而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甄别，正是乾嘉学派之所长，运用和改善清儒的考证的方法，就是梁氏求真的主要手段，所以他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 《补编》二书中，称自己的研究方法是 “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7]80.事实上，清儒的训诂法和考证法并不等于近代科学家所应用的归纳研究法，而是梁氏运用了形式逻辑之归纳法。整理和总结了乾嘉学派方法论的精华，批判和摈弃其弊病(如为考证而考证、胶固、盲从、偏狭、好排斥异己等)，成为符合科学精神的新的考证方法。

　　梁氏运用了已经改善了的新的考证方法，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创立了辨伪书的十二条标准，辨伪事的七条标准和验证真书的六条标准等，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这些辨伪存真的具体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参考与使用价值。

　　对于传统诗学的研究，梁启超也是采用这种被他改造过的新的考证法，求得新材料，作为进一步研究和下判断的依据。如 《屈原研究》从屈原的作品中的材料，考证屈原放逐后到过哪些地方。从 《涉江》中含有纪行性的诗句，推论屈原在衡山度过较长时间的流放生活，从而对 “峻高蔽目”“霰雪无垠”之类的诗句的解释，就有较为可靠的依据。又如对屈原作品的篇目考查，东汉的王逸和西汉的司马迁意见就不一致，司马迁认为 《招魂》是屈原的作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王逸则认定是宋玉之所作，梁启超依据验真书的第六条标准和证伪书的第十条标准，判定 《招魂》为屈原之所作，至今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难提出有力的反证，而这篇重要的作品，无论是研究屈原或宋玉，都有很大的价值，又如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文，对 《古诗十九首》作者和时代的考证，可谓证据充分，推理严密，前无古人，其结论为现代学者所接受，成为研究 《古诗》乃至五言诗史的重要依据。

　　总之，乾嘉学派所创立的考证方法，经梁启超用科学的精神和思辨的形式，加以整理、归纳、批判、吸收，扬弃其弊病，吸取其精英，使之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求真的很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武器。

　　三、引进与改造西方的研究方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是一个 “开放的时代”,随着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西方的科学和学术文化思想，也大量地不断地涌了进来。欧游后的梁启超，在学术活动中，本以国学研究为己任，但对西方的科学方法，并未采取抵制和排斥的态度，而是积极主张输入和提倡，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有选择地加以改造和运用。

　　1919年，他在 《欧游心影录节录》中就写道：

　　“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要用那西洋人 研 究 学 问 的 方 法 去 研 究 他，得 他 的 真相。”[8]86尔后在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又说：“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 (指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9]111.

　　近百年来，西方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求实的探求究竟的科学精神以及与此相表里的科学方法也盛行起来，并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使社会科学各门类也相继成为独立的学科。梁氏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学术研究中需要吸取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重西方的科学精神，来改变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等等的弊病。“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2]8梁启超虽然对我们某些不正的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并积极主张输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但同时他也反对沉醉西风，盲目崇拜，以桃代李和全盘西化。他说：西方“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虽然，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径让给他。”[8]28所谓只能作供词证词用而不能作判词用，就是说西方的某些理论框架和具体方法不能代替结论，结论还必须依据我们的材料，切实研究和分析研究的问题，才能得出。这就是说，必须以研究我国的学术文化问题为立足点来研究西方的方法论。不仅如此，梁氏还进一步指出，两种文化思想的结合，起着一种化合作用，产生一种新质，能促进整个文化思想的发展，对全人类都有利，并非是那一方得利，而是互补互利。所以他要求中国人不要忘记自己对世界文明的大责任， “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8]35这些论述，都是相当深刻的，是很有道理的。他后期积极主张输入西方的科学精神来研究本国的学术文化的具体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