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梁启超在 《历史统计学》一文中，创立了一种统计研究法，这种方法 “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3]69.他运用了这个方法统计了 《汉书》 《后汉书》 《新唐书》《宋史》《明史》五部正史列传人物的籍贯，写出《历史人物地理分配表》，从而推论出历史人物地理分布上此消彼长的若干规律。梁氏认为这种方法应用面很广，可以应用它研究文化史的各方面的问题，应用这个方法，可以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从一个较大背景上，看出全社会活动变化的全貌，是 “观其大较”的宏观的研究方法，“实为 ’求共‘之绝妙法门”.这种宏观的研究方法，在我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也是可以适用的。这里需要着重评介的是梁氏在传统诗学中诗法研究上的创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观的情感》是他在传统诗学研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力作。

　　这篇长文章涵盖面很广，从横断面看，囊括了古近体诗、词、骚、赋、乐府、戏曲、歌谣、弹词和骈文等各种以抒情为主的有韵文体，从史的线索看，从先秦的 《诗经》 《楚辞》一直贯穿到清代的词曲，其诗法研究的基本线索是这样的：诗是表情的工具，是情感的产物，什么样性质的情感，就会采用什么样的表情方法;什么样的表情方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美感作用。依据这个线索，从古往今来抒情而有韵的诗歌中引出大量的诗例，进行归类研究，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把中国古典诗歌表情的方法分为五大类：即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含蓄蕴藉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和写实派的表情法。在大的类别中又从同中观异，区分为若干小类。

　　如回荡的表情法又两分为螺旋式、引曼式、堆叠式和吞咽式四种;含蓄蕴藉的表情法又可分为神韵式、烘托式、写景式和象征式四种;写实派的表情法又可分为全写实派和半写实派两类;而浪漫派的表情法又分为纯浪漫派和非纯浪漫派两类。各大类和归属于大类中的若干小类，都用表情的特征将其严格区分开来。

　　梁氏的诗法研究，抓住中国古典诗歌的缘情的属性，从区分其不同性质的情感来观察研究其不同的表情方法，从横向联系中比较区分各类表情法的个性特征;从纵向联系中探讨各类表情法的历史成因和发展变化的情况，既力求其真 (贴近诗意)，又求其博和通 (囊括面广和具有普遍性)，使其诗法研究能 “以少总多” “以浅持博”和 “一以贯之”,成为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具有一定的逻辑说服力。梁氏的诗法研究，在传统的诗学里，是很有创造性的。我们知道，传统论诗法的，从 《毛诗序》开始，大都以赋、比、兴为旨归，所谓 “三义”,历代说诗者都奉为圭臬的。元代杨载尊之为 “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那是不能偏离的，影响所及，历代说诗者，大都围绕这三法作文章。此外，还有字法、句法、章法、义法、死法、活法，以及格律、对杖、用典等等，但都是点穴式、象喻式的零星的片断的解说，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的思辨性。对诗法的研究能否另辟蹊径，从一个新的角度，作出理论总结呢?这种工作是较为困难的，但确实是很有意义的。梁启超说： “惟自觉用表情法分类以研究旧文学，确是别饶兴味，前人虽间或论及，但未尝为有系统的研究。不揣愚陋，辄欲从此方面引一端绪。”71可见他对此确实别有会心。前人论诗法的，也有不少人重视诗的缘情的素质，如宋代李仲蒙就说过： “诗人之情各有所寓，非先辨于物则不足以考情性。”所以他解释 “三义”说：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情动物也。” (胡寅 《与李叔易书》转引)这种解说是颇为 圆通 的，但仅 局 限于赋、比、兴，以此来囊括古往今来众多作家众多诗作种种不同的特点，道尽其间言情手法的差别，确实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谓赋而比、比而兴，赋中有比，比中有兴等等等等，就说明，围绕三法转圈，理论上就会陷入窘步不前的困境。梁启超突破了传统诗法研究框框，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实际出发，总结出种种不同类型的表情方法，从中可以看到哪些方法中国诗人运用得最多最好，哪些方法还须要发扬光大;哪些诗人哪些诗作运用了那种方法，表现出什么样的创作个性，成功的地方和不足之处何在?这些诗人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哪些是通哪些是变，哪些是承传，哪些是创新等等。这里既有微观，也有宏观。微观既深入细致，宏观也不蹈空，这些都是梁启超诗法研究上大胆创新结出的丰硕成果。但是梁氏所辟的新的端绪，后人却很少循此途径再继续探索，而 “三义”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热门。梁启超经常指出传统的因袭之风的危害，在我们的诗学研究中也应引起重视。

　　梁启超在总结创新方法的经验时，曾说过一句既简单又很值得玩味的话： “有路便钻。”[3]80是的，为了获得系统的真知识，在方法上既可以走前人已走过的路，也可以披荆斩棘，另辟新径。抱残守缺，是走不出新路，达不到彼岸的。

　　五、几点启示

　　梁启超在方法论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既有另辟新径、成效显着的喜悦，也有踟蹰龃龉、此路不通的烦恼，其成败得失之处，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梁启超对方法论的阐释，其核心点就是科学方法要具有科学精神，也就是说，方法要具有科学性

　　离开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其方法也是非科学的。梁氏这种重视精神实质的思想，是其来有自的，是有类似的教训的。早在“戊戌变法”前后，青年维新党人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提倡 “诗界革命”,当时他们写作新诗，很喜欢搬弄新名词和新典故， “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堆积满纸新名词以为革命”,以至于佛经与 《新约》的词语与典故络绎纸面。

　　像夏曾佑诗：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谭嗣同诗：“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魂灵。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语意均非寻常诗家所有，成为无人能解的 “新诗”,非作者本人作注，他人 “虽十日思之不能索解。”梁氏总结这个教训，就鲜明地提出： “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如果只有形式而无其精神 “徒摭拾新学界一二名词”,那只能 “骇俗子耳目”[14]41,于事实无所补益。有鉴于此，他在提倡引进和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时，着重强调科学精神，求科学性而非堆砌自然科学术语，重在求新意切而非重在求新词。他的这些话，至今仍有某种针对性。今天某些运用新方法撰写的文章，也有点 “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味道。络绎笔端的许多语意含混的新词，也是他人 “虽十日思之不能索解”.重温梁氏当年的告诫，也许可以避免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