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能力是一种重要的、高层次的思维能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是一种真正的“聪明术”。历史上许多被称为天才的卓越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辩证思维能力（不管他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
卢那察尔斯基在分析诗人海涅的聪明机智时说，他能够“从现象上、表面上只有矛盾的地方看到统一，又从仿佛基本上统一的地方看到差异。”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他的平等学说，贯穿着矛盾的辩证法，为恩格斯所赞赏。雨果在谈到莎士比亚的天才时说：“天才与凡人不同的一点，便是一切天才都具有双重的返光。”
所谓“双重返光”，从实质上来说，正是指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马克思说，莎士比亚的作品特点之一就是“崇高与卑下、可怕与可笑、英雄与丑角的奇妙的混合”。这里所说的“奇妙的混合”，正是指对立的统一。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的杂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杂文，尤其是后期杂文表现出对事物的深刻的洞察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辩证思维的能力。辩证思维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要在科学研究中避免具体方法运用上的片面性，掌握辩证思维是非常必要的。许多世界著名的企业家、管理理论家都认识到辩证思维的作用。美国的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谈到，管理者的良好决策不是从众口一词中得来，而应以互相冲突的意见为基础。所以听取相反的意见，是正确决策的第一原则。彼德斯和沃特曼在《美国62家优秀工商企业的最佳管理经验》一书中在第四章开头就这样写道：“第一流的智慧，是把相反的事物保持在同一个功能体内的能力。
”当代科学之林迅速崛起的方法论学科——系统论，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系统论的创立者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明确承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他的理论先驱。 根据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林崇德的研究，“辩证思维可以使人全面地、动态地看问题，使人能越出日常经验的狭隘界限，因此它在思维品质的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提高思维品质、发展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从我们同学议论文写作的现状来看，不少同学思路闭塞，无法展开议论，议论文写作往往求助于“打补钉”——抄录几段事例作论据，或者只会“贴标签”——对具体材料用一两句话作断定了事。即使展开一些分析、议论，往往也免不了以偏概全，无限上纲。这当中的主要原因便是缺少辩证思维能力。而在事实上，从思维发展的年龄特征看，高中学生处于思维活动的初步成熟期，思维的批判性、独立性逐渐增强。从客观条件上看，高中学生的生活面更为广阔，学习的内容更为深刻系统，为思维发展提供了知识基础。
利用这些条件，进行辩证思维训练，是完全可能的。 进行辩证思维训练，首先要学习、领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会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初步掌握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具体概念、矛盾判断和辩证推理。
联系观的运用
[训练讲话]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所谓联系，指的是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体，其中任何一个事物都和周围的其他事物有条件地联系着，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
根据联系的观点，在观察思考问题时，我们必须坚持“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不了解整体，就不能清晰地把握整体。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像形而上学那样，只见部分，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评价一个同学，应当从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考虑，而不能只考虑其中的某些方面。 根据联系的观点，在观察思考问题时，我们还必须坚持“条件论”。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任何具体事物，都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发展、以至消亡。
斯大林说过：“一切以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比如，一个企业要发展生产，同时还必须考虑所处的具体环境、外界条件、市场供求等等。 联系的观点作为一般的哲学原理，可以构成演绎推理的前提，帮助我们形成论点、论证论点。《从伐树种菇所想到的》一文中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福建省尤溪县香菇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香菇的生产给农民打开了一扇“致富”之门。与此相关联的是，随着香菇生产的扩大，碎木屑的需要量不断增加，大片的阔叶林被砍伐了，甚至被砍伐殆尽。
如何看待这一事实？作者写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香菇的生产也不例外，最起码必须具备生产香菇的原料。这样，作为香菇生产基本原料之一的阔叶林，自然就与香菇生产结下了不解之缘：要大量生产香菇，就必须要采伐大片阔叶林，从而影响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作者于是分析了单方面扩大香菇生产的严重后果，并且指出：“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香菇的生产也好，阔叶林的生产也好，都是这个产业结构中的一部分，作为这个产业结构的领导者，就必须认真调查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措施作出统一的规划。”
一些看法、做法之所以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往往是由于用片面的、孤立的眼光看问题，运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可以有助于揭示那些错误的看法、做法的思想根源。一篇文章《也谈末代皇帝和胡适》，其中提到有人因为梁启超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而称之为“封建余孽”，作者指出，这种提法欠公允。虽说梁启超曾经追随过袁世凯，甚至做过一些错事，但是当他看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险恶用心，在对袁进行劝阻遭到拒绝之后，他一反拥袁的立场，积极投身反袁运动中。最后他又帮助蔡锷潜回云南，举起讨袁义旗，终于使袁世凯倒台。而有人所以犯“将以前和全人一笔抹煞”这种毛病，正是由于陈腐的形而上学观念“像幽灵一样在人们的头脑里转悠”。
联系的观点还要求我们联系具体的环境、条件评价人物或某种言论。比如对历史人物及其言论，就应当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分析、评价。邓拓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一文中，引用了南宋陈善《扪心新话》中的一段文字，接着便具体分析：“用现在的眼光读这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12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联系的观点要求我们多方面的探求、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此之前我们所介绍的概念分析、特征分析、数量分析、因果分析以及比较的方法，实际上都是探求事物之间联系的方法。在议论文写作中，这些方法对于我们打开思路，丰富对事物的认识，有着极大的作用。
[例文评析]
“温柔”小议——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观后扬州中学 汪新芽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放之后，我曾作了一些粗浅的调查，发现许多人都喜欢薛宝钗，而认为林黛玉是“小鸡肚肠”不可捉摸。翻开《红楼梦》，我们也可以看到：刚进贾府时的宝钗“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就是宝玉、黛玉对她的宽容忍让和俨然似长辈般的关怀也不得不颔首叹服。
历来的红评中，厚薛薄林的更是不少，不说别的，脂砚斋的评论中就有这样明显的倾向。 薛宝钗作为封建淑女的典型形象，得到这么多人的赞扬，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就当今读者来说，很可能是被她温柔的性格所迷惑，而不能认识其思想本质。于是乎，薛宝钗似乎深得男士们的青睐，成为女士模仿的对象。
那么，我们到底当如何看待这温柔的性格呢？ 请允许我们对此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在《红楼梦》中，与宝钗相类似那位“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的秦可卿被贾母视为“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再有那“枉自温柔和顺”的袭人，远不如晴雯之高洁傲气，却能换得“宝二姨娘”的地位；美誉著于史册的努尔哈赤的妻子孝慈高皇后，《清史稿》对她的评价是“庄敬聪慧，同气婉顺，端庄贤淑”。 看来，在我国，“温柔”似乎被人们视为理想性格。但是在西方，那些热情奔放、坦率外露的吉普赛姑娘如银幕上的叶塞尼亚、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不都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吗？ 即使在我国，比如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人们往往推崇骁勇刚建的性格，巾帼英雄花木兰不就是家喻户晓、众口皆碑的吗？ 所以，我觉得喜爱某种性格，往往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时代风尚有着密切的联系。
“温柔”决不是唯一的方世不变的“理想性格”。以温柔这种性格的评价，不仅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而且还应因人而异。人们的社会实践、思想操守不同，温柔的性格被抹上不同色彩，也应当得到不同的评价。 中国历史上虽然都崇尚喜爱温、敦厚的性格，而在实际上有是区别的。统治阶级历来提倡“中庸之道”，侈谈“仁者爱人”，崇尚温柔敦厚，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虚伪性。贾政对儿子宝玉大打出手，可见其并不敦厚。宝钗在黛玉面前向妈妈撒娇，硬是触动她内心的隐痛；当黛玉向她诉说寄人篱下之苦时，她竟用“嫁妆”一事来讽刺她，可见她对付“敌手”并不“温柔”。许多反动政客如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之流，看上去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其实都是包藏祸心、无所不为的伪君子。被统治阶级一方面受“中庸之道”，“仁、义、孝、悌”之类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在劳动斗争中，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团结互助，这些都有助于形成“温柔敦厚”的性格。但是由于各人的思想感情、生活道路不同，他们的“温柔”性格又不尽相同：有的表现为逆来顺受，甘于忍受剥削和压迫；有的则表现为刚柔并济，对友谦和体贴，对敌则毫不心慈手软。《家》中，觉新的妻子梅珏温柔善良，但她甘心忍受一切压迫，从而导致了她最终的悲剧下场。而我们的名誉主席宋庆龄同样也是一位温柔可亲的东方女性，她却不是一味的温柔，她是一位也敢于向黑暗势力勇猛战斗的女杰。
可见，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一个人的性格，而要将它放在具体的环境中，与这个人的思想情感、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评价。正如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同样可以喜爱中国人历来崇尚的温柔性格。但重要的是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搞四化的新时期，我们应当在其中注入新的思想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