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作文有着特殊性，一是唯一实际的读者为阅卷者；二是这唯一实际的读者掌握着对考生的“生杀大权”。特殊性使得考生偏离写作目的，将精力放在如何博取阅卷者好感以获得高分上。抒情散文采用的是文学语言，容易被发现，容易得高分。许多考生的作文便呈现出混搭的风格：议论文中出现大段与论述观点无关的抒情话语。议论文本是要理性地进行陈述、推断、演绎、判定，而抒情，则需要情感的浓厚。二者可以结合到一起，但必须“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那段对规则的赞美，之所以让人感到别扭，就在于理之匮乏，情之虚假。文儒敏曾经批评过这种“文艺腔”：“把文字写漂亮点，吸引阅卷老师的眼球。于是，动不动就用典、堆砌辞藻、宣泄人生感慨的写法。在中小学生作文中很多见。”

　　除了文艺腔外，考场议论文还有一大问题在于事例的虚假和扭曲。叶圣陶在《文化七十二讲》中提到议论文中所用的事实，可以是真正的事实，也可以是作者凭空虚构的。但采用虚构事实的议论文就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议论文了，而是“变装的议论文”，常采用小说和寓言的形式出现。

　　坊间总有很多指导作文速成的书，将古今中外的名人故事分类概括。这看似给考生提供了便捷，其实不然。因为背下来的素材缺少自己的加工提炼，只能用在固定的情境下。在命题作文的时代或许可以套用，但在新材料作文的时代，材料本身提供的信息也是限制条件，使得考生死记硬背下来的缺少变化的素材显得不合用途。有的考生在材料的基础上发挥想象添枝加叶，这就是虚假，有的考生努力使材料向论据靠拢，但由于材料来自作文速成，缺乏相关信息，只会变得扭曲。无论是虚假还是扭曲，都是日常积累少，阅读快餐化的必然后果。而虚假和扭曲的例证是无法证明观点的。比如，在一篇《合作方能共赢》的作文中，一名考生使用了这样三个例子：陈寅恪与陈三立的父子关系，加多宝与王老吉的纠纷、俞敏洪与新东方职工的合作。这三个例子中只有加多宝和王老吉的纠纷算是合适的，可以从反面证明合作的重要性。陈寅恪与陈三立之间的关系不能算作合作。在写俞敏洪与新东方职工的关系时，考生将重点放在了讲俞敏洪三次高考失败，最后经过努力考上了北大。议论文的目的在于“使人承认”。很显然，上述例子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考场上并不缺少有思想的好文章。有些作文内容丰富、例证新颖、逻辑清晰、语言平实、笔法老练，让人惊喜。同样是面对“山羊过独木桥”的材料，一名考生写下了题为《怎样面对零和博弈》的作文。

　　文章的开头提出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零和博弈”，指的是博弈中双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结果为零。接下来论证，虽然结果为零，但“零和博弈”不是没有意义的。举的例子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如果认为总会有输有赢，只能有一支球队捧起大力神杯，那比赛就没有意思，无意义了。回顾材料，将抱住转身握手言和的逻辑推演下去的话，世界就只剩下一个“零”。在山羊过独木桥的比赛中，选手锻炼了体魄，收获了快乐，增进了友谊，是立足过程与收获而无视结果与失败，而抱住转身握手言和是从零到零，意义还没有出生就已死亡。最后一段总结，竞争也是一种合作，它用胜负激励我们，压迫我们去改变自己，去成为更好的人。

　　这样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章，需要培养的土壤和发现的眼睛。考生在考场上无暇顾及写作要求，考试后无心细想评分标准，只是急功近利想获得高分，这是很难改变的事实。功利心难以消除，却可以因势利导。高考是指挥棒，负担着举偏补弊的责任。命题者制定了高考作文的要求和评分标准，仅仅是高考八字的一撇，另一撇，则由阅卷来完成：在现在的基础上从严从细。从细好理解，从严可能会受到质疑。很多人认为，只要标准统一，较宽的评分标准大家都能获益。其实不然。执行较宽的评分标准，不是皆大欢喜，而会带来严重后果。一是降低了高考语文测试的效率。作文占60分，最理想的情况是将要选拔的学生分为60个等级。现在的情形是，大量学生集中在35分到50分之间，意味着35分之下和50分以上的分数意义很小。作文其实由60分变为16分，二是带来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包括科目内的不公平与科目间的不公平。科目内的不公平是指优秀的考生花费时间和力气写作，得到的分数与一般的考生随便写写相差不多。科目间的不公平，是指做同样60分的数学题、英语题或者文综、理综，考场上花费的时间和平时学习花费的精力远高于写这样800字的作文，但得分却艰难的多。在分数即权重的情况下，必须要认真对待每一分，才能保证考生的公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