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组成第一个结构层次的人物可分为两个价值层面来理解：一个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中国旧的经济基础上的道德价值层面，这种旧道德既有其令人神往的一面，同时，又具有其落后、保守、僵执、缺少生命活力和健全人性的一面。这里以作者对该人物诸多局限性的描写可以见出，尤其是作者对小娥这一形象的设计，她的性格、命运与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规范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最后牺牲在传统观念的势力下，格外醒目地突出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与封建迷信思想的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
　　第二个价值层面是以白鹿、朱先生、白灵为代表的世界大同和理想人生——自由、平等、博爱、永恒幸福——的思想，他们是超越了白嘉轩的局限性的。白鹿的形象实际上代表的是作者本人现今的道德理想，这个理想是作者按照今天的人文精神所描画出来的，作者只是借用了一个传说的外衣，但其广大的、具有超越性的内容实质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当然也不妨把它看作是自古以来就存留于中国人心灵中的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梦想，虽然这种梦想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较少有明确的表述，但是在中国人的心里却未尝不存在)。这一形象所表现的超越的、非中国的色彩从作者的描述中可以明显见出：“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的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的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种描写活脱脱是西方童话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翻版。所以，白鹿形象的意义实际上代表人类自古以来对于美好生活的梦想，它化身为朱先生、又化身为白灵，而在白灵那里，白鹿又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等同起来。作者在第二十三章中是这样写的：“她(白灵)进入教会女子学校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上帝时，就同时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所以，白鹿显然是一个超越一切文化局限、统摄所有的形象，它是人类一切爱的精神和幸福理想的象征。朱先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超越了具体的道德实践层面的局限性而具有世界大同意识和博爱精神的道德精神，而白灵的形象则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有怀着争取美好、幸福未来的理想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仁人志士，他们怀着一颗颗最纯洁的心灵，在中国命运生死未卜的大动荡年月里，毅然投身革命，本想能在未来的地球上出现一个自由、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但是换来的却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历史局面，这显然与他们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白灵的死正是对此一意义的象征，这一形象的涵括性是极大的。黑娃归附于朱先生，也属于这个层面，他代表所有那些追求美好、具有道德自新力量的人。这个层面的人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以死亡为结局，表明理想人格与正义气质在现代中国逐渐失落的过程，他们的遭遇和命运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受的挫折与曲途。
　　
　　二、中心人物的文化蕴含
　　
　　虽然作品表现了这样的总体布局和构思，但是由于作品的落脚点主要还是述写20世纪最初50年间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命运，所以，作者的主要笔墨并没有、也无法放在表现那个总体构思上，而是放在了传统文化精神在农村的具体表现上，并形成了歌颂传统文化之嫌。也可以说作者在反映中国历史的时候，出于对中国道德和理想主义精神历史状况的总体考察，构思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东西，但是在具体描写的时候，又只能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所以，更为宏大的意义便无法通过更为宏大的场景体现出来，而只能通过象征寓意系统给予暗示。传统与现代交汇过程中所产生的剥离之痛，腐朽与优秀并存的现象，历史的曲折，理想精神所遭到的扭曲与失落，一种更为宏大的精神的呼唤与弘扬，这也许就是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基本内容。
　　由于这样一种考虑，所以，在《白鹿原》所呈示的四类人物关系中，作者建构了以传统型人物做为结构中心的写法，将主要场景限定在白鹿村和白鹿县里。两个主人公，一个白嘉轩，一个朱先生，代表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实践价值，既表现了其好的、优秀的一面，又表现了其落后的、腐朽的一面。白嘉轩与朱先生这两个人物是作者精心构思来表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特征和具体实践特征的形象，他们的文化意义通过他们的形象特征充分地表现出来，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他在构思人物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并紧紧抓住这一心理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得以较为准确合理地刻画了其性格特征。他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由此可见，这两个人物与其说是一种个性化的人物，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型人物，他们的形象更主要用于表明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可能达到的程度。
　　白嘉轩和朱先生这两个形象，是作者为区别凡圣(实际上是文化的具体的现实表现与文化本质精神的超越性)而发明的，这是在人物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埋下的伏笔。白嘉轩第一次去见朱先生时就思索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朱先生是圣人，而自己是凡人，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我不知道此一番比较是不是作者对这两个同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但其形象所代表的主题精神层面却截然不同的说明。而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情况下教育滞后、文明滞后所造成的中国农村社会特有的愚昧和狭隘的生活观念的显现。白嘉轩代表的是这种文化在中国乡村的具体的实践的层面，他执着于泥土，也执着于农民和封建观念的种种约束；而朱先生代表是这种文化的精神与义理方面，他超然于一切物质之上，自以一种更宏伟的精神气质高蹈于中国文化的理想之境。后者对前者起着一种教导、启迪的功能，灌注崇高精神于泥土冥顽之躯之中，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一美好的力量又是那么脆弱，那么势单力薄，因为在一个经济落后、小国寡民的自私心态严重的社会里，他的境界和思想认识无法得到普遍实行，所以，他除了能对一个自嘉轩有所触动(但仍然是有限的)外，对于其他一切人和事，他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禁烟虽然成功，但敌不过人们会为更大利益驱动而否定他的成绩；人格虽然廉洁，也敌不过他人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借救灾放赈之机来发财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