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词语的介绍到理论的接受有个发展过程。多年之后,史文朋在《威廉·布莱克》(1868) 一书中才全面阐述了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在佩特之前,这大概是最有深度的理论表述了。史文朋写道,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变成宗教的婢女、责任的导师、事实的奴仆、道德的先驱。艺术自己要尽善尽美,而非在其它领域越俎代庖。首先是为艺术而艺术,然后我们才可以为它添加其它任务。

　　在此书另一处地方,史文朋还谈到,“对艺术来说,美是至关重要的,对科学来说,准确是至关重要的,对道德来说,美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里“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内涵已经充分展开,它不再是一个新奇的短语,而是某种文艺观念的集中表达。史文朋已经明确把艺术与科学、道德区分开来。艺术的自律性就在于它自身有一套特殊的法则,与其它知识领域里的问题无关。史文朋也是英国唯美主义最早的实践者之一,而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从法国得来的。他崇尚雨果和其它法国唯美主义作家,而且把自己看作是“半个法国人”。波德莱尔在给他的复信中说“, 我从来不知道一位英国文人对法国的美、对法国诗韵的意蕴竟会如此心领神会。”

　　另一个英国唯美主义理论家当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佩特(Walter Pater) 。佩特深居简出,是学院派唯美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却十分激进,语言也是色彩斑斓,与其枯燥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佩特对唯美主义的贡献是倡导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让生活燃烧成宝石般炽热的火焰,保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乃是人生的成功。”这句名言出自《文艺复兴》(1873) 一书广受争议的《结论》。在《结论》中佩特还对艺术化的生活作出如下礼赞,诗的激情、美的渴望、为艺术而热爱艺术,乃是智慧的极致。因为,艺术来到你的面前,除了为你带来最高品质的瞬间之外,别无其它;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些瞬间。

　　佩特对法国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的。他对法国中世纪文化、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文学,以及法国浪漫主义作品与批评家都颇有研究。在《文艺复兴》一书的《序言》里他已经流露出对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极度重视,认为“, 文艺复兴的历史结束于法国, ⋯⋯文艺复兴也是从法国开始的。”据研究佩特的学者统计,他一生75 部著作中,有20 部是关于法国文学和法国文明史的。佩特的唯美主义理论开创了生活艺术化的先河,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王尔德曾经戏言“, 我仅仅把我的才能赋予了艺术,我把我的天才留给了生活。”其重要理论背景就是他在牛津的导师佩特的《文艺复兴》。王尔德戏剧化的一生高潮迭起,可见此话并非虚言。因此,“为艺术而艺术”在英国人那里便突出了“为艺术而生活”(life for art’s sake) 的成分。

　　当然,英国本土并不是没有唯美主义传统,王尔德佩服的济慈就是一个。济慈“美即是真”的格言已经被人们引用了无数次。其他19 世纪英国批评家中,柯勒律治、雷·亨特(Leigh Hunt ) 与阿瑟·哈兰姆(Arthur Hal2lam) 也都具备艺术独立性的思想。此外先拉斐尔派诗人但丁·罗塞蒂(D. G. Rossetti) 与工艺美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也通常被归入唯美主义者的行列。但是客观地说,英国本土的唯美主义传统是十分孱弱的,说它是处在主流思想的边缘也并不过分。英国文学批评的正宗是道德与社会批评,这在阿诺德和罗斯金(John Ruskin) 的著作中一再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罗斯金在他对欧洲建筑艺术的论述中流露出对美与形式的赞美,但罗斯金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一个“不妥协的道德主义者”。他曾经对新派唯美主义者惠斯勒朦胧诗一般的印象主义画作《夜曲:白特西桥》横加指责,说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蠢材向公众脸上泼了一罐颜料,却还要索取两百个金币”。为此惠斯勒与他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1877) ,最终罗斯金以失败收场,惠斯勒赢得了一块硬币作为赔偿。这场诉讼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罗斯金从此一蹶不振,而唯美主义则在文艺界大行其道,更加沸沸扬扬。正如多年之后王尔德被判入狱那场官司(1895) 象征了唯美主义的衰落,这场官司象征着唯美主义的登场。

　　然而唯美主义这个法国舶来品要在古老的英格兰扎根绝非易事。除了道德主义者的抵制之外,英国的中产阶级的势力更为强大。在讲求实际的中产阶级眼里,唯美主义者并非那么风光。相反,在当时英国报刊上和通俗读物里,唯美主义者的生活与艺术理想总是显得那么矫揉造作,有时甚至滑稽可笑。英国著名画刊《喷趣》( Punch ,一译《笨拙》)在1875 —1885 年间刊登了大量有关唯美主义者的漫画,其中不乏生动有趣者。在乔治·杜·摩里埃( George Du Maurier) 一幅关于王尔德的漫画中,“唯美的新郎”看着一只茶壶说“, 这真是精美绝伦,是不是?”“热情的新娘”欣然同意“, 千真万确。哦! 阿尔杰农,让我们的生活配得上它吧!”早在牛津大学时,王尔德就买过两只硕大的青瓷花瓶插玉兰花。王尔德到处对人说“, 我发现要每天都配得上我的青瓷花瓶是越来越难了。”

　　当时唯美主义者对这种讽刺攻讦大多是不屑一顾,或者一笑了之。但今天的学者对这些历史材料却兴趣浓厚,并有着另一番看法。这些讽刺作品除去其夸张的因素,还是道出了一些朴素的真理。唯美主义者并非那么纯洁,纯艺术和纯形式的背后也往往有经济目的与世俗动机。王尔德试图把自己的形象广告化就是极好的说明,他在伦敦自称“美学教授”,穿着奇装异服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成名成家的急切心态昭然若揭。他曾公然声称“, 我要成名,哪怕是臭名昭著也行。”这说明唯美主义并非铁板一块,毫无缝隙与矛盾可言。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当时人们对唯美主义运动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唯美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表现出“艺术领域与商业领域的融合”:经典的例子就是乔治·杜·摩里埃的那些讽刺漫画;其中唯美主义者被看作是地地道道的商品拜物教者。当然,唯美主义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也远非英国中产阶级理解的那样简单。形象与资本,审美与物化是20 世纪理论家讨论的话题。在商业文化充分发展的今天,回顾唯美主义关于“为艺术而艺术”以及“为艺术而生活”的理想,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深刻的悖论:这就是唯美主义从救赎到物化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