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第四，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所举清末思想界之重镇，或鼓吹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或提倡功利主义、社会主义，在王国维看来，他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而文学界，如诗界革命等，“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他强调“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的声音在当时救亡图存的热浪中几被淹没。然从历史的高度、从学术建设的角度观之，可谓“大音希声”而不为过。



作学术之哲学观之可能，言二者皆具独立之价值，皆以真理为志，未免过于简略。具体而言二者之对象、之本质又有相重叠相联结之处。王国维说：“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也。”（《哲学辨惑》）又说“感情之最高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又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文学小言》）。可见，重视感情和知力为哲学与艺术所同然，而尤以感情为重。“感情生活之发展之最高者，美之理想也。”而“真理之智识使人辨别事物，而不能使之爱好事物。善良之意志足以匡正人心，而不足以感动人心。”因此欲使人间生活进入完全，尚需“真知其为美而爱之者”。我们的灵魂，只有“达于审美之醒觉”，方可“达人类之理想之境遇”（均见《霍恩氏之美育说》）。王国维正是具有“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这使他足以融中西通古今，由哲学而观艺术，而成为中国近代美学之开山。至于这种禀赋也不幸使他深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痛苦中而无以自拔，终至成为一个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悲剧人物，这一点另当别论（参见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这一时期艺术哲学的主题当是集中在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几点上。下面就此分别作一简要论述。

三、情感与理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乃“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当代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127;“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性思考”（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可见情感在中国近代思想上所受的重视。

２０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国势阽危，救亡图存成为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意识的中心。但在如果救国的问题上，主要有两股潮流，一些人要推翻专制，进行政治革命；一些人提倡教育救国，再铸国魂。两者可以说是互为补充，殊途同归。他们都十分重视国民的情感状态。前者以自己“笔锋常带情感”之文章来激起民众之忧愤，因势利导，以为其政治宣传服务，而自觉地把文学艺术作为救国的一种手段。后者侧重于通过情感教育来改造国民的落后、愚昧，医治国民之精神涣散。情感教育，或曰美育，或曰艺术情感教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由微至显，蔚然发展成潮，由王国维发其端、蔡元培揭其旗而晚期梁启超总其成，形成鼎足而三之势。

这里还得从鸦片说起。鸦片之于我国政治、经济以至国民精神方面损害大矣。明知其害，为何染指者众而渐成风？王国维究其原因说：“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在于感情上而已。”（《去毒篇》）用禁焚的办法去制止，王国维认为是舍本求末，因为“我国人之嗜鸦片，有心理的必然性。”（《教育偶感四则》）心病还需心来医。王国维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洽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故而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培养高尚的嗜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美育的宗旨。美育是拯救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鸦片毒害的积极办法。“故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为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需要者也。”（《去毒篇》）以宗教为“去毒”剂，这一点后来为蔡元培所修正，而提倡美育则为蔡元培所发展。



王国维的“美者，感情之理想”，“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以及美育“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故称“美育即情育”（《论教育之宗旨》）等，其论虽精粹，然在当时并未能引起多大反响。美育在国民教育中的位置和意义的确立，是在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之后。在蔡元培的教育体系中，有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其各自作用，“譬人之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可见美育之地位。那什么是美育呢？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教育大辞书》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第７４２页）怎样具体陶养呢？他在《以美育代宗教》中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人损人之观念，以渐消沉者也。”又说：“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之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境。”（《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在美育这一点上，蔡元培的思想较王国维更进一步，一方面表现在他自觉地将美学理论与教育结合起来。他的美学理论主要是从康德而来，他的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美感的心理分析无不如此。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受康德的影响之处也颇多。此处不论。另一方面，他注重美育的具体实施方法。认为“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社会。”具体来说有家庭的美育方法、学校的美育方法和社会的美育方法，“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他强调因材施教和结合中国国情，以达到“真美”的目的。蔡元培以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大学院长等行政的力量，把美育列为新式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其影响力自然比王国维这样单纯的学者要强得多。

如果说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育说是侧重于情感的社会意义和独立价值的各自研究（由于缺乏社会实践的观点，二者没有有机统一起来），尤其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要代替孔教，否定对孔教的膜拜，是符合新文化运动的潮流的。晚期的梁启超则从研究情感本身出发，论及情感与理智、艺术情感教育诸问题。

梁启超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它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情感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呢？他说情感作为“生命之奥”，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实际的存在，它又能超越本能、超越实际。他把情感和理智作为人类两大精神因素，又努力将它同理智区别开来，他说“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