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1年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艺术学门类”正式成为我国学科目录中的一员（第13门类），原先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亦升格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此前围绕二级学科艺术学的学科合法性争论亦告一段落W。二级学科艺术学由险些从学科目录调整中“消失”到晋升为一级学科的戏剧性转折，折射出学术界对这门学科认知上的严重分歧。尤其是这种情形发生在这门学科位列国家学科目录己经10多年的背景下，不由人不思考艺术学学科建设中所暴露出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本文正是基于对艺术学跨学科性的视角对困扰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内在矛盾展开探讨。

　　一、跨学科性: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学命题

　　当前国内的艺术学学科建设存在十分明显的两个不匹配现象：一是学科外部制度建设热火朝天、成绩斐然与艺术学学理内涵的认识模糊和极度混乱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二是在艺术学学理研究内部存在重学科设计和规划论证c学科体系）而鲜有权威性、代表性学术力作的严重不匹配。这两个不匹配造成了当下我国艺术学研究的一个奇特景观：众多学者为了艺术学的学科建设而殚精竭虑，孜孜于艺术学体系的艰辛构造，却收效甚微。其研究成果非但得不到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学科外部的理解，甚至反添其乱——学者们在论述学科内在统一性过程中恰恰暴露出艺术学理论学科品格的可疑和内部分裂。

　　在笔者看来，这两个不匹配作为艺术学研究者集体无意识选择造成的后果，其实传递出某种重要的信息：在具体的艺术学研究中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难度，所以大家才被迫对这个问题选择性“失语”。那么，艺术学研究的操作难度究竟何在呢？可以说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艺术学无法摆脱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诸如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亲缘学科的“纠缠”。因为艺术学研究的并不是一个从没有其他学科涉足的新兴领域，在研究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的现代学科丛林里，己经活跃着诸多学科的身影，比如上述亲缘学科，它们率先占领了艺术研究的领地，并拥有了较艺术学而言成熟完善得多的基本学术规范（学科范式），因此，作为闯入艺术研究领域里的“不速之客”，艺术学首先遭遇的就是如何理顺与上述亲缘学科的关系问题。既然己有一组亲缘学科C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都在从事艺术研究，为什么还要设立一门叫艺术学的学科？也就是说，艺术学在设立之初，即面临着和亲缘学科“争夺地盘”的问题，其学科合法性是受到亲缘学科强烈挑战的。虽然学界努力在它们之间划几道圈圈，区分出各自的学科界限，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艺术学则很难避开亲缘学科的实际影响，理论上的明显区别又变得模糊了。所谓的艺术学研究最后很可能重新回归为美学或门类艺术学的研究。

　　其二，艺术学也难以拒绝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艺术研究中“如鱼得水”的诱惑。这种相邻学科向艺术领域的交叉渗透，既有传统人文学科，如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又有现代社会科学和新兴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介入到具体的艺术领域中，如美术、音乐、电影等，并显示出理论方法的巨大威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艺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被泛化了，这使得艺术学学科建设纠结在更为复杂深广的社会文化思潮中，而很难以一种独立且明晰的学科运动方式呈现出来。并且，相邻学科与门类艺术学结合在先，己经形成了诸多门类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新兴的艺术学如何协调处理这些艺术交叉研究的理论遗产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艺术学必须仔细斟酌自己的学科立场，在与门类艺术学划清界限的同时，还要警惕滑入相邻学科的研究疆域C比如艺术心理学就不能成为纯粹的心理学分支，或者将艺术现象作为心理学的佐证.

　　显然，在艺术学的学科实践中，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艺术学面临着来自艺术研究内部亲缘学科的挤压和外部相邻学科的渗透造成的双重压力。当我们在这双重压力下寻找一个叫艺术学的学术场域时，其显然无法避开跟亲缘学科和相邻学科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联系。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适应这种复杂的学科语境，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艰难前行，探寻自己的理论方向。这也就造成了艺术学与上述学科之间微妙的竞合关系：一方面，艺术学要与上述学科展开竞争，争取到在艺术研究领域“跑马圈地”的权利；另一方面，艺术学又要与上述学科紧密合作，艺术学研究不但无法回避这些亲缘学科和相邻学科所提供的学术资源，依托于它们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说亲缘学科构成了萌育生发艺术学的学科母体，相邻学科提供了艺术学发展壮大的理论滋养，甚至在艺术学分化独立之后，艺术学也难以割裂与这些学科间的联系纽带。因为，蹒跚学步的艺术学一旦失去这些亲缘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搀扶和襄助，很可能在荆棘密布的现代学科丛林里寸步难行。艺术学的学科合法性不仅通过与上述学科的区别得以确立，而且在与这些学科的有机联系中凸显了自身的学科价值。这就是艺术学学科运动中特殊的辩证法，亦即艺术学学科建设中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对立统一的矛盾二重性。

　　而当前学界对艺术学的认知主要聚焦在学科性上，即重视艺术学与亲缘学科和相邻学科“分”的一面，意在给艺术学研究设置学科壁垒，而对跨学科性给艺术学研究造成的实际影响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估。跨学科性不但使艺术学甫一诞生即置身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语境中，迫切需要协调好学科发展的内外关系，而且也为学科本体的澄明设置了许多障碍，增添了艺术学确立自身学科品格和实际操作的难度。这也正是艺术学学科建设出现两个不匹配的关键原因所在。其实，学科性与跨学科性仿佛构成了艺术学这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只注意到其正面的学科性，而对其如影随形的背面的跨学科性视而不见，那就会产生学科研究中的视域性遮蔽，就不能全面准确把握艺术学研究的内容、重心、策略和方法，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口水战”中而忽视了学科建设的真正意义所在。由此，跨学科性也就成为理解艺术学理论学科特征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

　　二、跨学科性在艺术学理论诸语境中的具体呈现

　　艺术学理论的跨学科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在动态的艺术批评实践过程中其所展现的多理论向度的跨学科性。这也可以说是在历时性的学科运动即历史建构中所呈现出的跨学科性；二是在静态的、相对稳定的艺术学学理逻辑的结构分析中所揭示出的跨学科性。其主要呈现为艺术学理论与其内外关联学科群间的彼此纠缠与贯通。

　　先看第一种跨学科性。其主要呈现为艺术学研究范式C即艺术批评模式和理论话语）的历史转换。这种范式转换在各国的艺术研究实践中都普遍存在。它表明艺术学历史建构中具有典型的跨学科实践品格。

　　单从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批评模式的演进看，实验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形式分析、图像学、符号学、信息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阐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新艺术批评模式的交替演进不但更新和丰富了艺术学的方法论武库，而且使得艺术学研究的理论视野被不断拓展，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共振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具有一定的术语、范畴体系和操作方法的艺术批评模式本身即是艺术学思想高度活跃的表现。

　　虽然艺术批评模式如走马灯般轮流登场，但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美国着名文艺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CM.H.Abmms)曾指出，在整个艺术过程中与艺术作品相关的因素有四个：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它们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坐标关系。艾氏认为，所有西方艺术理论都展示出可以辨别出来的一个定向，亦即趋向这四个要素的其中之一。艾氏由此划分出模仿说C作品对世界的反映）、实用说C欣赏者对作品的解读）、表现说C艺术家对作品的心灵外现）、客观说C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四种理论类型[4]。这四种理论模式涵盖了西方艺术批评各理论流派涉猎的关系，高度总结了几乎所有艺术批评的特征以及各批评要素之间的关系，甚至极具预言性地概括了在此之后出现的不少艺术批评模式。这是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实践有效互动的范例，也雄辩地说明了理论对艺术规律的发现并进而实现对艺术研究和批评实践的“照亮”功能。

　　艺术批评模式的历史演进不但可以通过艺术理论内部的“烛照”而明晰，更是在广阔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展现其运动的轨迹，折射出艺术研究与社会文化思潮互动的复杂关系。就文化现代性而言，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至少经历了三次转向：19世纪的“认识论转向”，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论转向”C结构主义思潮），20世纪末的“文化和图像转向”。前述艺术批评模式的嬗变其实都可以在这种大的社会文化思潮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历史坐标。当然具体到某一国家的艺术批评模式和理论话语演进，往往又映射着本国特殊的文化和政治诸语境，呈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比如我国现代艺术批评模式既有国外艺术批评模式横向传播的影响，又受到本国政治经济语境变革的干预，其在20世纪的总体演进中呈现出“欧美模式”(：20世纪上半叶)“苏联模式”（20世纪50-70年代）“欧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交替性，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向内转”（心理学转向）“语言论向”（结构主义、形式分析、符号学)——文化转向C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与图像转向（视觉文化）等跟西方文化潮对应的艺术批评模式演进更为频繁和热闹。而在走向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中，艺术批评模式的国别差异己越来越小，愈加呈现为彼此渗透呼应的整体性运动格局。

　　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学原理的实际应用，其形态演变具有对艺术学理论总体性建构的促进作用，构成了艺术学历史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艺术批评的范式转换呈现的正是艺术学理论的层累性结构，即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范式转换，虽然其间也有思想突破的意义，但后一范式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前一范式的彻底之否定或推翻，而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人们的认识，从而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也就是说新的批评范式产生之后，并不是完全取代以前的批评范式，也不意味着以前的范式己经过时或不再适用，它仍然是艺术学层累结构中的一级，且在这一层累结构中并不存在高下之分，而只是问题意识和观察角度不同，所使用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不同，同样具有艺术学理论建构的认识意义。艺术学理论正是这样一层一层被推向深入，逐渐发展、丰富、完善着艺术学体系的总体结构。艺术批评范式存在着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存在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这充分说明，每一种艺术批评范式都参与着艺术学体系的建构，成为艺术学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