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大医学观、大卫生观告诉我们：国民的健康水平不仅取决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而且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为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障，但因为社会各种具体制度层面的问题而造成健康损害仍然大量存在。因此，在研究和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样关注社会具体制度层面对健康产生的各种影响，努力减少“制度性健康损害”，有力地促进国民整体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

　　论文关键词：大医学观；制度性损害；国民健康

　　现代大医学观、大卫生观告诉我们，国民的健康水平不仅取决于医疗卫生事业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当前，一个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制度性健康损害”。
　　所谓“制度性健康损害”，是指在社会的变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法规的缺失或政策的偏差而引起的对人们健康的破坏。
　　医学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都表明，社会层面的各种制度与政策的先进、完善与否，对人们健康水平的高低有着重要而明显的制约作用：先进、完善的制度与政策，能促进医药学的良性发展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落后、不完善的制度与政策，则阻碍医药学的良性发展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从根本性的社会制度来看，我国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和国民健康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首先，社会主义强调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人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次，社会主义强调民主，保障人权，认为健康权是生存权的集中体现，是发展权的基础；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解难事的优势。此外，社会主义制度以先进的思想观念取代落后的思想观念，在与国民健康息息相关的医药学活动的目的、价值取向等重大问题上，主张抵制和抛弃那种以谋生、盈利为目的，以成名成家为目标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观念，提倡和鼓励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正因为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正处于深化之中，使得因为制度和法规上的缺失与政策上的偏差而引起的健康问题大量存在，这种“制度性健康损害”已经成为对国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形成严重制约的一个重大因素。
　　从政策的偏差所导致的健康损害来看，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对人们健康的严重危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发展为唯一发展标准的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之下，许多政策都明显带着“先发展后治理”甚至“只发展不治理”的特征，一切以所谓的“经济效益”为中心，为“经济效益”让路。结果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以更快速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已令全世界震惊。中国目前70％以上的河流湖泊受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的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在一些地方，作为生命之源的水却成为害人之水，能喝上干净的水成为人们的一种奢望。与水的情况相仿，人们健康所不可缺的空气也变得污浊不堪，中国目前有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或呼吸道癌症。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一些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而产生态移民，进一步就有可能产生生态难民。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我国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以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1．5亿人将沦为生态移民或生态难民，这将成为国民健康的一场灾难。只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还造成了公共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导致公共卫生的社会预防机制在总体上几乎是空白，2003年春一场“非典”的危机，给这种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观敲响了警钟。
　　另一个影响面广泛的政策性健康损害的例子，是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偏差。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我国的经济及其他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在有关计划生育的方方面面政策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许多政策上的偏差和配套措施上的脱节。这种政策上的偏差和措施的脱节造成的不利影响，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男性失婚现象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以广西为例，到2004年底，广西15岁以上未婚人口中，男性占59．67％．女性占40．33％，性别比为148：100；在3O岁及以上人口组中，城镇未婚男性占同龄人口的6．24％，女性为1．27％；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分析，目前广西0—9岁组人群成年后，每5个成年男性中，因性别比失衡，将有1人无法组成婚姻家庭。这一组数字所隐含的健康问题，其严重性是不难想象的。而将对国民整体健康状况产生严重影响的人口老年化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