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实践中，调查取证方法简单粗暴的现象仍大量存在，这其中固然有观念落后和体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不善于运用策略和技巧仍是重要原因。

    (三)侦查措施的规范性日益加强，但立法滞后、立法缺陷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着侦查措施的进一步规范化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有学者为考察该法的实际执行情况，曾对一些公安机关进行深人的调研。调研显示，各地公安机关均十分清楚和重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他们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提高公安干警的整体素质，转变执法观念。有的公安机关邀请参与刑事诉讼法立法起草工作的专家教授讲授立法背景、指导思想、修改的主要内容和公安工作的主要转变;召开有专家学者、各级公安干警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实施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寻求对策;举办由学者和资深警官主讲的学习班、培训班，统一各级公安机关实施刑事诉讼法的思想及具体操作。藉此，广大公安干警强化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和严格的执法意识，较大程度地克服了过去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以及“重执法轻监督”等错误观念。另外，各级公安机关为了杜绝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制订了严格的错案追究及办案个人负责制，以严格的制度规范公安人员的执法活动。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较刑事诉讼法修正初期，近几年的侦查活动规范性更加强化。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各项侦查措施，法律的相关规定仍不尽完善，存在不完整、不协调甚至空白的情况，特别是对于一些秘密侦查措施的实施条件、程序和方式，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调查询问、辨认等基础性侦查措施，法律的规定也常常是语焉不详，不同部门制定的实施细则有时相互矛盾，使实践中一些侦查措施只能依据侦查人员的个人判断和具体情况采取，规范性有待提高。

    三、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侦查措施的丰富与发展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侦查措施的丰富与发展，表现为提高侦查措施的技术性、规范性和策略性，特别是针对我国现阶段侦查措施的不足，并探索改革和提高的途径。

    (一)提高和强化侦查措施的技术性

    技术，其字义是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技艺操作的方法和技能。技术的基本旨趣是控制自然过程和创造人工过程，如果说科学理论重在探求、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的话，技术则重在通过某种技巧行为改造客观事物。侦查措施的技术性，泛指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采取的一切旨在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操作性技能。它既包括针对物实施工作的技能，也包括针对人实施工作的技能;既包括主要借助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而实施的技能，也包括主要借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施的技能;既包括依据人的肢体活动及语言实施的技能，也包括依据特定仪器设备实施的技能。提高和强化侦查措施的技术性，就是研究侦查措施如何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以满足侦查获取犯罪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需要。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侦查实践中的运用，赋予了传统侦查措施的科技含量，提高了其效率，如网上追逃的方式弥补了传统的专案追逃成本高和采取措施滞后的缺陷，通过网络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实现了获取逃犯信息和采取追捕措施同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全国一盘棋的协作格局，极大地提高了追逃工作的效率。有时，科技手段的运用影响之深远，甚至完全改变了侦查措施的基本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侦查措施，如网上摸底排队。网上摸底排队，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各个信息系统，设定摸排条件，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侦查线索。它改变了传统摸底排队采用人海战术、疲劳战术等地毯式排查的粗放式工作方式，具有范围大、速度快、应用领域多和排查方式多等优势，不仅改变了以往仅靠人海战术、圈地排查的单一排查方式，形成了网络摸排、多种摸排方式，不仅适应当前职业化、智能化和流窜化的犯罪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警力短缺的问题，成为提高侦查破案效率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在侦查措施中的运用，是提高和强化侦查措施技术性的根本途径。

    (二)提高和强化侦查措施的规范性

    侦查措施的规范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制度，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完善程度。

    当前，我国关于侦查措施实施的法律依据存在着抽象性和弹性过大的问题，侦查人员有可能为了侦查需要而突破法律规定滥用职权，例如连续适用拘传变相延长羁押时限、以涉密为由限制或禁止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等;也有可能因为责任不明或为了推卸责任而怠于甚至放弃行使职权，例如在摸底排队、调查访问中敷衍塞责、流于形式;同时，侦查措施实施的封闭性过强，特别是实施依据和实施过程的封闭性过强，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误解和非议。因此，强化和提高侦查措施的基本途径是:一方面完善立法，对侦查措施在实施条件、实施方式、实施范围、实施强度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权力和责任的范围明确化。例如，在讯问方面，明确讯问开始的证据条件、讯问的持续时间、讯问记录方式、讯问中的权利告知程序、讯问时的律师在场规则等，以此明确讯问权的行使及其责任范围，督促侦查人员在责任范围内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加强对侦查措施的诉讼内控制，即建立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刑事程序性裁判，一般是指裁判权主体依据刑事程序规则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问题进行评价、判断，并作出程序性处理。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未决羁押的解除等。“首先，为维护程序法的实施而不惜牺牲所谓的实体公正结果，这体现了一种程序中心主义的游戏规则;其次，法院通过宣告违反法律程序的诉讼行为无效，不仅不再充当警察、检察官和下级法院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帮凶，，而且还为那些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了为权利而斗争韵机会，这显然有助于司法非正义的纠正;最后，从一种经验主义的视角来看，不宣告违反法律程序的诉讼行为无效，就根本无法促使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遵守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程序规则，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就将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