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世之时已经洞察到这个问题，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和研究其解决办法。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的研究》及《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窥其冰山一角。斯密认为，解决道德与发财致富的矛盾的途径有二：一是利用“看不见的手”，二是建立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

　　利用“看不见的手”使市场经济在有序的轨道上运行，在斯密之后论证最为深刻的，当首推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发现的博弈论。后经数位经济学家更深人的研究和拓展，博弈论成为解释市场经济困境和确定市场经济竞争策略的理论依据。为人们所熟知的博弈论经典案例“囚徒困境”则阐明了市场经济的窘境，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有人与人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才能使所有人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之果。

　　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文中，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延伸到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经济帝国主义。但是，在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领域问题上，贝克尔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他的利他行为模型依然是建立在传统的收人最大化的经济学理性假设基础之上，依旧把人看做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不能真正地理解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性。即使在研究诸如犯罪等问题时，也只是认为犯罪仅仅是利益与成本的权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用不着诉诸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遗传等特殊范畴”。

　　面对市场经济中这个“苍凉的手势”，我国的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这个问题，赵晓认为，除了依靠市场博弈和法律外，还应该让人们有信仰。尤其是对于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更不信天堂的中国人尤为重要。“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认为，我们应当进行文化的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他呼吁：“敬畏神威，敬畏闪电，也敬畏天空的惊雷。唯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