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的观点是从信仰的角度探寻了降低的问题，另辟蹊径，见解独至。但他的看法也存有偏颇之处：首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并不等同于没有道德的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更不信天堂的人并不一定不崇尚道德。纵使我们翻遍《论语》，也难以凭“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证明孔子有何宗教信仰。而孔夫子的道德境界对于我们来讲可谓“高山仰止”。其次，在我们这样一个只有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鲜有自生性宗教信仰的国家中，恐怕那种拿来主义式的宗教崇拜式微了些。所谓的“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一脉相承的人口大国是不切实际的。“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的见解则是正确的。近几年兴起的国学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国学热说明了人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随之出现的贪污腐化问题、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经济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不公平竞争等等问题时的一种困惑及思索，这种对市场经济中“斯密问题”的反思的结果就是人们在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中，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尽管这种悄然出现的国学热遭到了少数人的抨击，但是其发展势头的愈益强劲表明了人们对于回归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渴望。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发展的动力和基因，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传承是不智之举，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对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加以挖掘，取精华去糟粕，并加以宣扬，通过教育提升人们的道德意识，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因此，我们应在重续中华民族注重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传承上花大力气。当然这并非要与外来文化相抵触。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就是在不断地与其他文明的交汇、融合中发展壮大的。失去了兼容并包的气魄，也就会失去文明的生机。中国的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凡是我们与外来文化交流顺畅的时代几乎都是国家最强盛的时代。与此同时，如何建立一个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环境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是自生性的，而激励机制的建立却需要人的作为。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诚善之举奖得不重，对伪恶之行罚得过轻的现象，绝对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任何制度环境的建立总是会更快地提升效率、显现效果，针对现实情况建立健全一个能够鼓励人们尊崇道德且身体力行的制度环境，不仅要做到奖罚得当，而且要使奖罚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这样才能降低利他成本，不使善良的人在帮助他人之时过度损害自身的利益，方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伦理道德的长久之计。正如邓小平在谈到按劳分配时曾说过的那样，“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要么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抛弃对道德的追求，要么损失部分或者全部个人利益以求道德的完善的看法都是过于极端的。利益与道德并非是天然对立的，在斯密的理论及博弈论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它们的契合点。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妥善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斯密问题”，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