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实中权力分配的一种反映。在现代国际社会，西方发达国家把制度因素衍生为推广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工具，以达到控制世界事务、整合世界，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的目标，这在事实上造成了新一轮的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并实现了对国际社会制度化中劣势国家的主权削弱。这个过程中包括了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蚀，使得发展中国家主权处于弱势。

    首先，从政治和安全领域看，虽然早在战后初期《联合国宪章》就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不可侵犯原则，但实际运作中这一原则从未真正得到过实现。这不仅表现为美苏对其它国家的不断干预甚至侵略，即使在联合国的政治和安全机制中，主权原则也是虚化的。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制度及大国否决权本身，体现的就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平等。至于其规定的当“断定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存在”时，安理会可采取“陆海空军示威、封锁及其它军事举动”，实际上也为联合国采取某种超越主权的干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近年来以联合国或其它名义进行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干预，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和安全主权日益受到制约和弱化的主要表现。许多方式的国际干预机制正日益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如对侵略行为的国际制裁，对热点冲突地区的强制性维和，对一国内部严重内乱的干预，对涉及人类生存问题的主动介入等都部分地超越了被干涉国的国家主权。鉴于这些行动的次数不断增多（仅联合国维和部队即达近30支）、针对面不断广泛（涉及全球问题、国家冲突和国内动荡），干预程度不断加深（从调解、协助恢复局势到强制性行动）、范围不断扩大，并难以摆脱大国的控制和霸权的痕迹，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蚀性更大。从长远看，随着机制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适用面的进一步广泛，发展中国家在维护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主权意愿和能力有可能进一步被弱化。

    其次，从经济领域看，90年代国际相互依存态势的空前深化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全方位发展，使国家“自由处置它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受到的侵蚀和制约，比政治和安全领域更为深刻。所谓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其本质要义就是各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交融，外部世界的大量经济成分进入本国，使本国在内外的互动和循环中，通过出让部分财富和资源赢得更大的、更长远的比较利益，各国加速对外开放的根本动力也即在于此。就当前而言，相互依存态势深化和全球化进程主要外化为国际经济制度的广泛建构，而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不仅本身意味着国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利益、愿望制定经济政策，在对外经济行为中受有关规则的制约，而且鉴于国际经济制度的体制和游戏规则均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的同时，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能力因此下降，不得不为其在世界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而付出代价。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参与国际制度首先要求接受现行国际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仅必须在国内建立起相应的市场经济，而且对所有与国际体制不相适应的体制进行逐步的全面改建，特别是与国际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外贸体制、金融体制、税收体制等的改建。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在决定本国的经济体制时不再有充分的自由。其二，作为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也会给经济主权带来某些弱化效应。例如，引进大量外国资金虽部分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匮乏的问题，但因外资按国际规则运动而受国内法律和政府管理的程度却降低；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相应有所下降；外国公司在一国投资办厂使用的是该国的工地和自然资源，在一定范围内削弱了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和领土管辖权。

    (四) 发展中国家主权弱势的国内因素分析

    发展中国家主权弱势的原因除了外部因素外，还表现在国内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难以有效化解主权受到的冲击与挑战。其制度缺陷包括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和经济制度的不健全。

    1、制约国家主权的内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愈益多层次的全球经济交往中，一国国内地区性的经济单位同别国国内同类的经济单位之间，日益发展出特别稠密、并且相当体制化的联系。这些跨国联系往往相当自主地存在于有关国家的国际联系之外。至少在许多经济问题和相关的法律及社会问题上，这些经济单位侵蚀和限制着他们各自所在国家的传统主权，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鼓励出功能性的局部独立、甚或完全的政治独立要求。同样在国家内部，伴随跨国经济交往和互相依赖的迅速增长，具有重要外在联系的经济利益集团日益多样化，使得统一的国家经济利益概念、甚而单一的国家人格概念也经常同现实抵触。因此，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维持往往变得更困难，与国家政策相违的利益集团行为也更常见。国内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加上此类群体空前发展了的跨国联系能力，导致了约瑟夫·奈所谓的“传统世界政治”模式向“跨国世界政治”模式的转化。在前一种模式中，一国国民要影响别国的政府或国民，一般需先影响本国政府，然后由本国政府依其意愿来影响别国政府，或再由别国政府来影响别国国民；然而在后一种模式中，直接的对外影响途径除了原先唯一的政府对政府关系外，还有着一国国民对别国政府、一国国民对别国国民这两类关系。显而易见，国家的对内控制权能与其世界政治作用都削弱了。还有，同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密切相关，国家及其内部的部门分工愈益精细，各部门的相对自主性相应加大，这同相互依赖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得不同国家政府的同类功能部门之间，往往形成一种亚国家实体间的跨国关系，它仅仅貌似政府间的国际关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发展到很高程度，那里已出现一类非正式规则，其目的在于不仅通过政府间谈判和协议、而且依靠使每一国政府的政策工具部分地控制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工具来协调政策。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上面所说的几种情况不过是一个基本势态的表现即：在全球化趋势中，民族国家之下的多种力量渐次形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劈开、穿透民族国家界限的无数经济关系、社会联结、交流网络乃至身份和情感认同，并且相应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和领土主权原则作为世界政治根本组织原则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通讯、传媒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也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长和公共事务参与范围的扩大，世界多数地方的多数地方的多数人已经比他们十几年前的先辈有多得多的知识和见识、强得多的政治分析比较能力以及显著更多的自主性，因而他们对于国家权威的高度忠诚、崇敬和顺从已不再是可以非常当然地假定的了。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的大规模反战运动，80年代后期若干东欧国家的大众性变更，大致同时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成功的大众造反，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最后，对于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冲击，还来自冷战结束以来变得特别广泛和引人注目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主义一直是创建和巩固现代国家的一股最强大的力量，一直促进着国家和民族两者间的一种统一性。

    2、发展中国家主权弱势的国内因素。“由于国家社会结构的僵硬性质，发展中国家被看作是一个更为封闭的单元。它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将众多的社会和物质单元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很难控制市场以外的经济行为”。①国家的政权能力有限，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几乎没多少政策选择手段，这使它们更难应付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对主权的冲击。发展中国家不但要受到国内社会机能性的制约，也要受全球价值潮流的影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内生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产物。在世界的很多地区，不但具体的国家边界是由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