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始终没有出现与乡绅不相上下的富裕农民阶层，也没有普遍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极少数的“力农致富者”，犹如池塘里的浮萍，无根无基，随时可能被一阵风吹散；个别幸免者最终也会变成封建出租地主，不过为旧营垒平添一名新成员而已。中国没有英国那样的约曼，也没有像西欧那样将旧的生产结构打开一道不复弥合的缺口，进而形成农村新的“中等阶级”。中国的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不能说毫无变化与发展，但就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言，可以说依旧安然若素。不仅如此，随着明清两代官僚队伍的不断扩大，农村社会里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绅权，甚至还有膨胀的趋势。
由于明清两朝举人、监生、生员（秀才）身份改为终身制，不断产生着大批在乡闲住、致仕的官员之家，再加现任官员的在乡之家，乡村社会因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实力和数量的乡衿（又称缙绅或乡宦）阶层。经济上，他们一般是当地首富，拥有大片良田美宅；政治上他们把持和左右地方事务，与各级官府乃至朝廷有着多种联系。明清绅衿在乡村里的醒目地位，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起西欧中世纪晚期的乡绅。然而，我们前已述及，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乡绅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者都可以成为绅士或骑士，不管以前是领主的侍从还是一个农奴。而明清的绅衿几乎完全是封建政治关系的产物。
绅衿阶层形成于明代，但他们享有的政治特权即广义上的“绅权”，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他们在宋代就是所谓“形势户”，在一千年前的魏晋即是“士族”。士族的成立是由世代做官而来的，因祖辈在朝廷的官职不等而分别形成膏粱、华腴和甲、乙、丙、丁四姓，也叫右族。从4世纪到10世纪大约700年时间，中国的政治舞台被30个左右的世家大族所独占，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唐代士族势力已遭打击，但唐代300年的宰相职务还是被20 个左右的家族包揽（注：见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6页。）。隋唐以降，门阀被摧毁了，士族在社会大动荡中逐渐式微，考试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新官僚代替了旧官僚，但封建特权的实质并没有大变。在明清两代这种特权的拥有者就是前面所说的绅衿阶层。
绅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原又泛指地方上的士大夫和在学的读书人；科举取士后，则主要指取得进士、举人、监生和秀才等功名的人。明清时绅衿在正式场合都穿有“公服”（注：《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两家绅衿共一百四五十人，我们会齐了，一同到祠门口，都穿了公服迎接当事。”）。进士肯定可以作官，举人和监生有时也可能作官，所以绅衿概念的主要内涵亦转义为官，或与官相关的人员。绅衿特权荫及家庭，这样其父兄子弟、亲戚也常常被称为绅士。总之，绅衿就是明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是一种封建特权的标志。所谓绅衿地主就是官僚地主。
中国绅衿地主经济的膨胀，既如同一般封建地主靠对农民实行超经济的地租剥削，又凭藉他们的特殊身份所取得的特殊权利，而这种特权是受到封建政府法律正式承认和保护的。特权之一是免役。不但现任官员，连退休归乡的官员也享有免役权。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将官员免役具体规定为：京官一品免30丁，二品免24丁，至九品免6丁，连学校生员除本身以外还可免2丁。明中叶后，又发展为“论品免粮”， 从一品至九品，分别免30石到6石不等。按上述律令， 绅衿及其家族仅是受到部分免役优惠，优免额以外的丁田应“与庶民一体当差”。可是，由于绅衿在地方上的势力及其法外特权，实际上享有全额优免，“终不闻役字”。这样，人是有特权之人，田是有特权之田。不仅如此，他们还用诡寄、投献、花分、寄庄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国家依田亩、户丁数额向地方征派的总额不能减，于是绅衿合法或非法免除的徭役就转嫁给庶民百姓，使已经到了极限的封建盘剥愈加沉重，以至“凡承重役，无不破产”。一方面，“彼官宦族党奴仆坐享膏腴”，另一方面，“穴居野处无不役之人，累月穷年无安枕之日”（注：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显然，明清绅衿的膨胀，与生产关系的更新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使没有政治身份的富者变贫，贫者愈贫，他们高度超经济掠夺，是以严重摧残生产力为代价的。
明清时期，大小绅衿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相互应酬往来，匹配婚姻，形成一个社交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地位势力有所差异，但作为整体来说，地方官是绝不敢怠慢的。在通常情况下，地方官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绅衿，听取他们的主张，曲意结交”。“巨室势重，意色授，令鲜专决之政”（注：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1，“风俗”。）。如果县里要举办一些事业，如善堂积谷、修路、救灾、水利等，照例由绅衿领导。他们不当兵，不服役，不完粮纳租，一切负担转嫁给当地老百姓，有时还从中渔利，发一笔捐献财；负担归之平民，利益官绅合得，这就是官僚和绅衿共治地方。
官绅共治，可是，敢在地方抢夺民财、包揽诉讼、草菅人命者，正是这些官绅人家。当他们居官在外时，总要在家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等到告老或因病还乡，为祸更烈。辅臣张孚敬因病居乡时，其侄仗势横行，抢占田庐妇女，无恶不作，“诛求尽于锱铢，剥削入于骨髓，流毒一郡，积害十年”（注：雷礼：《皇明大政记》卷2、卷3。）。至于一般官绅人家欺男霸女，私设公堂、牢狱，虐待、拷打以至打死佃户、雇工、奴婢的案例更是俯拾即是，然而他们却往往以各种名目逃避法律制裁。
总之，在中国不论力农还是从事其他实业，都难以使人致富，更不能使人显贵；每个封建王朝晚期，肯定会产生大批的破产流民，然而却无法分化出富裕农民阶层。相反，封建特权身份却僵而不衰。为了获取和保住那样的特权身份，可以穷尽其一生的精力。士绅的“事业”系于官场，“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士绅对官宦的追求，远胜于对“实业”的关注，远胜于对经营田产、行商负贩的兴趣，因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注：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五回。）。所以，直到封建社会末期，人们对于可以通向仕途的科举功名仍然趋之若鹜。“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读书应试，考进士作官，依然是一般人的追求模式，尽管最后跻身其中的只是极少数人。笔者曾称具有这种现象的社会为“单轨”社会（注：参见拙著《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它是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社会结构上的反映，其显著特征是，权力支配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