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批判美国式资本主义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笑《大西洋月刊》2002年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喧嚣的90年代》的长篇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所谓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辉煌以及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决策，作了批判性评述。作者认为，人们对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的许多看法是错误的，必须对这段历史的主流解释加以修正。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在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了胜利者，在70、8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美国生产力急剧增长，其水平甚至超过了“二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水平。处于全面发展时期的全球化明显有利于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国际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许诺会给经济带来无穷利益。在七国会议与其他场合，美国代表极力吹嘘自己的成功之道，不断向其他国家说教，要它们仿效美国。亚洲国家被告知放弃多年以来的经济模式，瑞典与其他福利国家的信奉者们也正在放弃它们的原有模式，美国模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甚至有人谈到激进的新经济。那些把功劳归于制订经济政策者的美国人指望在这些决策者出色管理下，这种繁荣景象能够得以延续。但2001年的经济衰退却表明，最出色的经济管理也不能避免经济下滑，传统商业周期并未消失。股市泡沫破灭显示新经济论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些浮夸宣传，“安然”等大公司的丑闻代表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另一面。人们现在一味指责布什总统的经济团队管理不善造成了这种经济转向是不对的，即使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美国经济就已陷入了衰退之中，震惊世界的美国公司丑闻也早就出现了。因此，90年代这段历史需要重写。
幸运的错误
90年代经济繁荣的任何故事将不得不从此前的衰退开始。1991年，经济出现衰退部分地是由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起的，这次泡沫主要是由1981年的减税政策和里根时期放松金融部门管制所致。由于储蓄与贷款的突然崩溃，美国政府不得不为被不良房地产贷款拖垮的银行解困。联邦储备局未能认识到问题的潜在根源，未能及时调低利率，于是经济进入了衰退期。对经济数据的仔细观察显示，经济衰退程度十分严重，以经济潜力与其现实业绩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其衰退程度与战后平均衰退程度不相上下。克林顿执政时，他深信在政府将大量开支用于重要的社会计划之前，不得不重新启动经济。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不得不减少联邦预算赤字，当时赤字涨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克林顿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并削减了赤字。利率降了下来，经济开始得到恢复。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难题。这不符合经济学课程所教的内容，即赤字对就业有好处。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赤字是个极为糟糕的想法。如果赤字减少本应放慢恢复速度的话，人们又能将经济恢复的活力归功于什么呢?我认为这应归功于一系列幸运的错误。通过降低赤字，无意中结束了对一些美国银行提供资本，这与其他因素一道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储蓄与贷款崩溃之后，新的管理制度要求银行保持足够资本，以便一旦出现意外便可提取。当然，银行所需资本数量与其承担的风险程度有关。许多经济学家在考虑到这个问题时都赞同在这种背景之下，风险不仅包括破产而且也包括资产价值的减少。从这种角度来看，即使不存在违约的可能性，长期政府债券也具有风险性。因为当利率提高时，它们价值降低。但是，在90年代初期，联邦储备局决定允许银行不理会这种风险并认为长期政府债券很安全。这至少在短期内使得银行感到满意，因为长期债券产生了高回报。通过吸储和买入长期债券，它们就能获得巨额利润，这是个危险的战略。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么债券价格就会急剧下跌，联邦政府将被迫再次出来收拾残局。幸运的是，部分地由于克林顿在削减赤字方面的成功，长期利率的确降低了，长期债券的价格提高了，冒险性的投机赌博有了报偿，因此，银行负债表大为改观。长期债券逐渐地成为吸引力不大的投资项目，银行开始从其他地方获得利润，它们重新回到其真正业务即贷款上面。
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幸运的错误。与当时不少其他预测者一样，联邦储备局认为，失业率一旦降至6％水平之下，通货膨胀将会重新抬头，这个关键性比例被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如果联邦储备局预计到银行贷款程度和经济过热程度，它可能在早期就会采取紧缩通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以便在通货膨胀出现之前就阻止它。但联邦储备局并未预见到经济活动的增加，所以它并未提高利率。到1994年9月，失业率已突破NAIRU门槛，在同年12月又降为5．5％，但通货膨胀并未上升。最终，失业率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但仍未激起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局并未充分体会到劳动力市场急剧变化的后果：高的教育水平、力量较弱的工会组织、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新工人缓慢进入意味着经济能在不触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较低的失业率运行。在有证据显示较低的失业率未必意味着通货膨胀之时，格林斯潘了解到这种新现实。在联邦储备局抑制通货膨胀的鹰派继续焦虑不安的时候，格林斯潘提高利率速度比他们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如果鹰派得势的话，经济增长时期很可能被缩短。因此，实用主义、运气和幸运的错误的混合为美国经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扩张铺平了道路。但其他错误则逐渐显示出对经济健康不利。
创造性会计和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一向总是以其创新性自傲，可是并非所有创新都会导致生产力提高。有时候，公司通过避税增加利润可能要比生产更好的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多。有时候，它们通过欺骗不慎投资者而不是开发产品最大程度地积累自己的财富。商界希望提高利润和华尔街希望股价上扬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人们看到“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的情形时，知道股市的可信度很重要，利润报表应真实，而不是基于假会计。美国政府卷入了股权会计，这损害了美国的金融市场。
被认为独立机构的金融会计标准局确立了会计标准，它认识到，事实上经理股权主要是用于会计目的。在以股权方式给经理们支付酬金时，其他持股者的股价就被稀释了。1993年和1994年，金融会计标准局曾提议改变对经理股权的处理方法，但采用股权这种做法的公司却对现状极为满意。它们完全认识到在持股者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股权减少了其股价后将对它们产生什么后果。经理们并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至少在他们赚到钱之前。华尔街与硅谷在对付金融会计标准局上具有共同利益，所以它们转而求助于国会与政府，它们获得了财政部与商业部的支持。政治胜过了原则。财政部与商业部向金融会计标准局致信，坚决反对对优先认购股权进行审计，金融会计标准局最终做了让步。正如最近的事态所表明的，这是个错误。
事实上，利害攸关的不只是好的管理原则。股价为投资提供信号。当那些股价没有反映可以获得的一切最佳信息时，资源没有很好得到配置的风险就增加了，从而导致股市泡沫因素的继续，金融技术被用来误导股东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强化。
虽然公司年度报告的尾注上都解释了优先认购权与经理们报酬的真实情况。但即使最老练的分析师也不可能对被说明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无人能够看明白“安然”公司年报的尾注。拥有会计标准的惟一目的本来就是让投资者更容易地评估企业内部所发生的一切。使人误解的会计做法以及税收刺激鼓励各个公司采用赠送股权的方式给予经理们报酬。这形成了恶性循环，经理们甚至更有动机采用误导性的会计做法。经理们不是依据其公司业绩而是股价获得了报酬。
“安然”等公司的例子证明市场并不总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就是政府为何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每场游戏必须有规则，政府为经济游戏确立规则
在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似乎成了胜利者，在70、8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美国生产力急剧增长，其水平甚至超过了“二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水平。处于全面发展时期的全球化明显有利于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国际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许诺会给经济带来无穷利益。在七国会议与其他场合，美国代表极力吹嘘自己的成功之道，不断向其他国家说教，要它们仿效美国。亚洲国家被告知放弃多年以来的经济模式，瑞典与其他福利国家的信奉者们也正在放弃它们的原有模式，美国模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甚至有人谈到激进的新经济。那些把功劳归于制订经济政策者的美国人指望在这些决策者出色管理下，这种繁荣景象能够得以延续。但2001年的经济衰退却表明，最出色的经济管理也不能避免经济下滑，传统商业周期并未消失。股市泡沫破灭显示新经济论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些浮夸宣传，“安然”等大公司的丑闻代表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另一面。人们现在一味指责布什总统的经济团队管理不善造成了这种经济转向是不对的，即使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美国经济就已陷入了衰退之中，震惊世界的美国公司丑闻也早就出现了。因此，90年代这段历史需要重写。
幸运的错误
90年代经济繁荣的任何故事将不得不从此前的衰退开始。1991年，经济出现衰退部分地是由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起的，这次泡沫主要是由1981年的减税政策和里根时期放松金融部门管制所致。由于储蓄与贷款的突然崩溃，美国政府不得不为被不良房地产贷款拖垮的银行解困。联邦储备局未能认识到问题的潜在根源，未能及时调低利率，于是经济进入了衰退期。对经济数据的仔细观察显示，经济衰退程度十分严重，以经济潜力与其现实业绩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其衰退程度与战后平均衰退程度不相上下。克林顿执政时，他深信在政府将大量开支用于重要的社会计划之前，不得不重新启动经济。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不得不减少联邦预算赤字，当时赤字涨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克林顿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并削减了赤字。利率降了下来，经济开始得到恢复。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难题。这不符合经济学课程所教的内容，即赤字对就业有好处。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赤字是个极为糟糕的想法。如果赤字减少本应放慢恢复速度的话，人们又能将经济恢复的活力归功于什么呢?我认为这应归功于一系列幸运的错误。通过降低赤字，无意中结束了对一些美国银行提供资本，这与其他因素一道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储蓄与贷款崩溃之后，新的管理制度要求银行保持足够资本，以便一旦出现意外便可提取。当然，银行所需资本数量与其承担的风险程度有关。许多经济学家在考虑到这个问题时都赞同在这种背景之下，风险不仅包括破产而且也包括资产价值的减少。从这种角度来看，即使不存在违约的可能性，长期政府债券也具有风险性。因为当利率提高时，它们价值降低。但是，在90年代初期，联邦储备局决定允许银行不理会这种风险并认为长期政府债券很安全。这至少在短期内使得银行感到满意，因为长期债券产生了高回报。通过吸储和买入长期债券，它们就能获得巨额利润，这是个危险的战略。如果利率提高的话，那么债券价格就会急剧下跌，联邦政府将被迫再次出来收拾残局。幸运的是，部分地由于克林顿在削减赤字方面的成功，长期利率的确降低了，长期债券的价格提高了，冒险性的投机赌博有了报偿，因此，银行负债表大为改观。长期债券逐渐地成为吸引力不大的投资项目，银行开始从其他地方获得利润，它们重新回到其真正业务即贷款上面。
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幸运的错误。与当时不少其他预测者一样，联邦储备局认为，失业率一旦降至6％水平之下，通货膨胀将会重新抬头，这个关键性比例被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如果联邦储备局预计到银行贷款程度和经济过热程度，它可能在早期就会采取紧缩通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以便在通货膨胀出现之前就阻止它。但联邦储备局并未预见到经济活动的增加，所以它并未提高利率。到1994年9月，失业率已突破NAIRU门槛，在同年12月又降为5．5％，但通货膨胀并未上升。最终，失业率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但仍未激起通货膨胀。联邦储备局并未充分体会到劳动力市场急剧变化的后果：高的教育水平、力量较弱的工会组织、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新工人缓慢进入意味着经济能在不触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较低的失业率运行。在有证据显示较低的失业率未必意味着通货膨胀之时，格林斯潘了解到这种新现实。在联邦储备局抑制通货膨胀的鹰派继续焦虑不安的时候，格林斯潘提高利率速度比他们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如果鹰派得势的话，经济增长时期很可能被缩短。因此，实用主义、运气和幸运的错误的混合为美国经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扩张铺平了道路。但其他错误则逐渐显示出对经济健康不利。
创造性会计和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一向总是以其创新性自傲，可是并非所有创新都会导致生产力提高。有时候，公司通过避税增加利润可能要比生产更好的产品所获得的利润多。有时候，它们通过欺骗不慎投资者而不是开发产品最大程度地积累自己的财富。商界希望提高利润和华尔街希望股价上扬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人们看到“安然”、世界通讯公司的情形时，知道股市的可信度很重要，利润报表应真实，而不是基于假会计。美国政府卷入了股权会计，这损害了美国的金融市场。
被认为独立机构的金融会计标准局确立了会计标准，它认识到，事实上经理股权主要是用于会计目的。在以股权方式给经理们支付酬金时，其他持股者的股价就被稀释了。1993年和1994年，金融会计标准局曾提议改变对经理股权的处理方法，但采用股权这种做法的公司却对现状极为满意。它们完全认识到在持股者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股权减少了其股价后将对它们产生什么后果。经理们并不想让这种事情发生，至少在他们赚到钱之前。华尔街与硅谷在对付金融会计标准局上具有共同利益，所以它们转而求助于国会与政府，它们获得了财政部与商业部的支持。政治胜过了原则。财政部与商业部向金融会计标准局致信，坚决反对对优先认购股权进行审计，金融会计标准局最终做了让步。正如最近的事态所表明的，这是个错误。
事实上，利害攸关的不只是好的管理原则。股价为投资提供信号。当那些股价没有反映可以获得的一切最佳信息时，资源没有很好得到配置的风险就增加了，从而导致股市泡沫因素的继续，金融技术被用来误导股东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强化。
虽然公司年度报告的尾注上都解释了优先认购权与经理们报酬的真实情况。但即使最老练的分析师也不可能对被说明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无人能够看明白“安然”公司年报的尾注。拥有会计标准的惟一目的本来就是让投资者更容易地评估企业内部所发生的一切。使人误解的会计做法以及税收刺激鼓励各个公司采用赠送股权的方式给予经理们报酬。这形成了恶性循环，经理们甚至更有动机采用误导性的会计做法。经理们不是依据其公司业绩而是股价获得了报酬。
“安然”等公司的例子证明市场并不总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这就是政府为何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每场游戏必须有规则，政府为经济游戏确立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