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规则促进了特殊利益或者公司经理利益的话，那么其结果不可能促进一般利益或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会计行业存在着与那些欺骗美国投资者的(“所谓实现全面市场潜力”)的行为相互合作的巨大动机。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莱维特认识到会计企业不仅从事其固定业务即会计，而且通过提供咨询服务赚取以百万计的美元。他推动建立管理制度，以制止会计企业为它们查账的公司同时提供有利可图的咨询。不幸的是，叫嚷“信任我们”的会计企业以及它们的盟友占了上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着其他同谋者，特别是在投资金融界内。投资银行散布的不良信息导致了价格不实，随后当他们的错误显现时导致高度的波动性，最终导致对市场的不信任。 
　　即使内部电子邮件提示那些股票并不如所想像的那样好，但投资分析师会有意吹捧其企业所代表的股票，这一点众所周知。莱维特力图使向一些分析师所提供的信息能同时公诸于众，但他并没取得多大成功。大约在25年前，美国就已开始与放松管制谈上了恋爱。显而易见，在新政时期所确立的许多管理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世界已发生了变化，管理制度却没有及时跟上步伐。可是，经常谈及的问题并不是何为正确的管理体制，而是我们如何尽可能快地摆脱这些管理制度。 

　　美国本应吸取储蓄和贷款崩溃的教训，因为正是过度放松管制和坏的会计实践使得美国纳税人损失惨重并造成1991年的衰退，这也是1989年布什政府施加更加平衡的管理体制的原因。当市场繁荣时，一些投资银行开始违反管理制度和伦理标准，它们向那些获得首次公开上市股票权的人要求回扣或额外手续费，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对信贷机构的调查活动揭露了这种做法。为了制造虚假交易，银行与“安然”等公司一起狼狈为奸，制造假交易，例如，将银行贷款伪装成能源合同的预付金。银行从交易中赚到了钱，公司股票价格提高了，而投资者却未能识破公司债务的真正数量。 
　　即使是合法的金融工程技术也意味着投资者与管理者一样在评估公司收支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这类创新为那些希望提供误导性信息的人创造了新机会；管理制度的放松增加了那些机会。但要求放松管理制度的力量从来没有像喧嚣的90年代那样强大：将挣到的利润巨大无比，经济惊人表现强化了对市场经济的坚信，金融利润有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商业金融业以充足理由从投资金融业中分离出来，投资银行推动了股价。这样，如果它们所推动的股票的公司需要现金的话，为该公司提供贷款就很有吸引力。将投资金融业从商业金融业中分离出来的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认为，当两者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引起利益冲突。但当1995年鲁宾就任财政部长之后，关于保持它们之相互分离的关注就被搁置一边了，大银行将摆脱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视为一个扩大自身规模的机会。财政部坚持认为，废弃该法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银行已学会如何来规避它(如果是那样的话，合适的做法很明显地是尽力限制这种规避)。财政部同时认为，它可以通过在银行部门之间设置障碍的方式对付这个问题。很明显，银行内各部门之间的隔离墙没有起作用。例如，当“安然”公司问题已露出水面时，银行仍为之贷款。 
　　当今经济问题所涉及的三个部门一金融、电讯和电力交易都是放松管制的部门。管制放松的每个大动作几乎都会引起泡沫和泡沫破裂，这三个部门事态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经济世界的复杂性——新技术、新金融工具以及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正在对旧的管理制度施加压力。会计行业不得不学会处理新的金融工具，诸如衍生金融产品以及各种金融技术，通过这些方式债务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上消掉。管理机构不得不应对全球化与新技术。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被不可动摇的对市场的信仰所加强)依然在决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继续对放松管制大唱赞歌。放松管制政策在短期内能刺激经济。它们创造了股市的泡沫．使得一些投资者一夜间就成了百万富翁。它们也助长了“非理性的繁荣”，结果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资源配置不当。本应该用于基础研究、本可以改进恶化的基础设施的资金以及本可投资于改善破旧的校舍的资金都被用在毫无用处的软件、网络和没有使用的光纤上了。那些被认为正在指导美国经济的学者和官僚从虚假会计所造成的欣快症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亚于那些首席执行官。泡沫的突然破灭使美国经济陷于危急之中。 
　　尽管对无束缚的自我运行的市场的坚信导致政府从很多不该退出的领域退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应该退出的领域政府却没有多大热情退出。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当时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推动减少“公司福利”，包括对公司的直接补贴、减税和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威胁。然而，减少公司福利几乎没有进展，新的形式发展出来了，而旧的东西只是改变了形式，仍在继续。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现财政大臣奥尼尔在几年前任美国铝业公司主席，当时世界铝品价格下降，他让政府阻止市场力量运行，主张恢复市场稳定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全球铝业卡特尔(这意味着很高的价格和公司利润)。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补贴出口企业，议会裁决这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容。 
　　最后，最值得记住的是美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挽救。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一直主张保持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分离很重要，认为不这样将导致像东亚已发生的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挽救被看作美国在喧嚣的90年代伪善态度的象征。
　　误导的模式 
　　 
　　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通常被视为90年代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执政伊始，政府就进行巨大的政治冒险：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并用计瞒过国会，对墨西哥经济提供援助。但从目前来看，这类行为看来为美国的最大失误之一——美国全球化方法的不当——拉开了帷幕。这种措置不当使得整个世界经济不安全感增强，使得发展中世界不公正感极为强烈。 
　　 
　　就拿东亚危机来说，对这个灾难性事件美国财政部至少应部分受到指责。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鼓励激进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即不发达市场向高度投机性投资的袭击开放。由于东亚国家具有较高的储备率，所以并不存在让东亚国家迅速开放的必要性；换言之，那些国家国内拥有足够的生产性投资资本，这使得外资流入的必要性并不显得那样紧迫。但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意识形态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像已有利于美国一样也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投资者，这点是很清楚的，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资本自由流动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确，世界银行的大量研究提供的压倒性的证据表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快速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极具风险性。财政部却对这种证据视而不见，并极力加速自由化进程。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 
　　 
　　很大程度引发了东亚危机的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赶紧制订了解救措施。一千多亿美元被用于帮助支撑亚洲国家剧跌的汇率和帮助提供资金以偿还西方银行。倒是这些西方银行和相应银行所属国家一起被解救出来了。事实上，东亚并没获得多少好处。高汇率的确使得部分富人以有利的价位将钱从他们的国家拐带出来。解救措施的确使得部分西方银行收回了损失，但是在这些东亚国家失业率上升，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工资猛降，各国政府负债都以十亿美元计。 
　　 
　　那些日子最好过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并不理会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马来西亚不仅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而且，尽管受到美财政部的激烈批评，该国对资本外流加以控制，它所经历的衰退时间最短、程度最浅。中国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