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批判美国式资本主义(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了危机——这正好与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所倡导的政策相反。同时，最听从美国建议的国家——泰国在危机发生四年之后，其国内生产总值也没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东亚不是个异常现象。在俄罗斯和阿根廷，也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状况——误导的市场自由化，这是由短视的解救企图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尽管这些危机在经济上造成的创伤很深，但政治上的创伤也许更为严重。我并不认为美国有意牺牲其他国家设计了只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但事实是，在短期内，美国与欧洲一些公司的确从这些危机中得到了好处。在进入东亚、俄罗斯和阿根廷时，西方国家的银行都赚到了钱，在危机之后，它们被请来帮助重构经济，它们又赚到了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这些政策(包括高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加深了衰退并导致了这些国家以最低廉价格出口。当时的美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该以极低价格出卖其资产。在宏观层面，美国从进口品低价格和为发生危机国家逃逸的资本提供安全天堂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
今天，世界各国以玩世不恭的观点看待美国正在设法输出的经济观念。它们已开始相信美国推动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以自己公司和金融利益为指针的。提供以十亿美元计的钱帮助穷国清偿对外国银行的欠款却不愿为穷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食物和燃料救济，美国的应急解救计划只是证实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而财政部在东亚危机期间成功抵制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是如此，这个建议本来想让该地区各国提供相互帮助。日本自己提供了五百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在不久前墨西哥发生经济危机时向该国提供的数字相同。
在亚洲危机中，许多经济学家和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官员指责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那里盛行的裙带资本主义。透明度是重要的，因为会计丑闻表现得如此明显。但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的结果。马来西亚的迅速恢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这场危机源于制度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恢复。
事实上，这里采用了两个标准：亚洲银行与公司被告知它们要变得更加透明，而同时美国反对那些要求欧洲和美国银行、海外金融中心以及套头基金同样保持透明的规章。美国的虚伪在“9.11”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当秘密离岸银行账户在资助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变得清楚时，美国对这种秘密账户的立场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神话与后果
对90年代的新认识要求美国向自己与世界承认，美国人从事的是一种廉价地获得增长的误导性做法。美国不是通过控制消费为美国的繁荣融资，而是年复一年地从海外大量举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确实始于里根时期，但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了，在小布什时期达到了新的程度。当然，将低利率借来的资金用于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是行得通的，如果一切顺利即投资收益足以支付所借资金及其附带利息的话。多年以来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在90年代，美国开始检验我们的运气，而那些美国要求以它为榜样的国家更不佳。我们使自己深陷于债务之中，不是为生产性投资项目融资：在80年代，是为空荡荡的办公楼融资；在90年代，是为多年看不到前景的光纤以及妨碍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软件融资；今天，一个对富人不成比例地有利的减税计划助长了消费铺张行为，尽管它也许阻止了更大程度的衰退，但它并未为将来的经济增长提供真正的基础。尚不清楚90年代究竟有多少私人的所谓投资被彻底浪费了。美国依然是如此的富裕以致于也许不会立即遭受财富减少这样的损失，但后果已变得很清楚：不仅对市场而且对政府都失去了信任；怀疑这种制度是局内人的游戏；打击了美国在海外的道义领导地位。虽然对美国式全球化的攻击也许被反对机械化自动化的人和保护主义者推动，但这主要是由对美国的虚伪和新的全球体系的不公平的认识所鼓动。乌拉圭回合是如此的不平衡，它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而同时发达国家却对其所生产的许多产品进行保护和提供补贴，以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世界最为贫穷的地区的实际结局更惨了，制药公司的利益超过了以百万计的遭遇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折磨病人的利益：当这些制药公司坚持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基因药物的生产应被禁止时，这些病人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如果人们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么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私人部门和政府，下次也许就不会遇到如此好的运气。克林顿政府设法抵御了来自要求保护的钢铁业的压力。可是，布什政府却正在加重人们对美国的虚伪性的强烈感受。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带头采取行动以减少利益冲突，至少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布什统治下，利益之间的正面冲突已成为家常便饭。只有利用公众的愤努力量才能使政府有所行动。
在许多方面，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强劲的，在90年代，它们又得到了加强。新经济是真实的，即使其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新技术导致了生产的提高并将继续对我们的生活水准产生重大影响。维持低失业率的条件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又给美国提供处理重要社会问题(尤其那些缺乏技术的劳动力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问题)的机会。可是，新经济是真实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理解它了。在解释美国90年代的成功时，人们已推出了一套急需揭穿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赤字减少本身导致了90年代经济繁荣；经济领导人的才智创造了新的繁荣；放松管制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保持这种繁荣的关键，因此应被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式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平等与社会正义这些崇高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的繁荣，受益的不仅是美国金融市场，而且是发展中世界的穷人。
这些神话都服务于某种目的。例如，减少赤字的神话就是为了团结国人以支持这一政治强硬措施(国会只有一人支持)，而在12年的赤字剧增后，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以恢复财政平衡。全球化的神话帮助人们克服保护主义情感。但不管这些神话在短期内是多么有效，最终它们是有害处的。减少赤字这个神话主张，在阿根廷或日本处于衰退并有巨大赤字的情况下，减少这些赤字将会带来繁荣。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提议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必要的话，通过增加赤字来推进这一政策。繁荣是经济英雄们的杰作这个神话也是危险的：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策上转移开，并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经济变迁不可避免地使人怀疑英雄们创造奇迹的能力，对这些英雄失去信任将造成人们对经济失去信任。
经济如同大船，它们不可能迅速掉头。而且，它们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致于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现在，统计学家告诉人们，80年代的增长程度要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稳健。而90年代后期的增长却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更加脆弱。数十年来，美国在计算机和高技术方面投入了巨资，但这些投资却未能从国家生产力数据上反映出来。90年代，这些投资最后得到了回报，而在信贷方面采用了鲁宾和格林斯潘的短视政策。美国认定自己已发现了世界经济毛病的答案，就将那些政策推向其他国家。美国的经济体制具有巨大的优点，但它并不是惟一有效的体制；对其他国家来说，其他体制也许更加有效。例如，虽然它们已修改了其传统的福利体制，但瑞典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体制；这种体制提供的安全不仅减少了极端贫困(在美国这仍很严重)，而且鼓励那种新经济中经常伴随的很重要的风险行为。如
东亚不是个异常现象。在俄罗斯和阿根廷，也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状况——误导的市场自由化，这是由短视的解救企图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尽管这些危机在经济上造成的创伤很深，但政治上的创伤也许更为严重。我并不认为美国有意牺牲其他国家设计了只对自身有利的政策，但事实是，在短期内，美国与欧洲一些公司的确从这些危机中得到了好处。在进入东亚、俄罗斯和阿根廷时，西方国家的银行都赚到了钱，在危机之后，它们被请来帮助重构经济，它们又赚到了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这些政策(包括高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加深了衰退并导致了这些国家以最低廉价格出口。当时的美国财政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该以极低价格出卖其资产。在宏观层面，美国从进口品低价格和为发生危机国家逃逸的资本提供安全天堂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
今天，世界各国以玩世不恭的观点看待美国正在设法输出的经济观念。它们已开始相信美国推动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以自己公司和金融利益为指针的。提供以十亿美元计的钱帮助穷国清偿对外国银行的欠款却不愿为穷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食物和燃料救济，美国的应急解救计划只是证实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而财政部在东亚危机期间成功抵制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是如此，这个建议本来想让该地区各国提供相互帮助。日本自己提供了五百亿美元，这个数字与美国在不久前墨西哥发生经济危机时向该国提供的数字相同。
在亚洲危机中，许多经济学家和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官员指责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缺乏金融透明度和那里盛行的裙带资本主义。透明度是重要的，因为会计丑闻表现得如此明显。但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过度市场自由化的结果。马来西亚的迅速恢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这场危机源于制度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可能永远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恢复。
事实上，这里采用了两个标准：亚洲银行与公司被告知它们要变得更加透明，而同时美国反对那些要求欧洲和美国银行、海外金融中心以及套头基金同样保持透明的规章。美国的虚伪在“9.11”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当秘密离岸银行账户在资助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变得清楚时，美国对这种秘密账户的立场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神话与后果
对90年代的新认识要求美国向自己与世界承认，美国人从事的是一种廉价地获得增长的误导性做法。美国不是通过控制消费为美国的繁荣融资，而是年复一年地从海外大量举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确实始于里根时期，但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扩大了，在小布什时期达到了新的程度。当然，将低利率借来的资金用于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是行得通的，如果一切顺利即投资收益足以支付所借资金及其附带利息的话。多年以来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在90年代，美国开始检验我们的运气，而那些美国要求以它为榜样的国家更不佳。我们使自己深陷于债务之中，不是为生产性投资项目融资：在80年代，是为空荡荡的办公楼融资；在90年代，是为多年看不到前景的光纤以及妨碍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软件融资；今天，一个对富人不成比例地有利的减税计划助长了消费铺张行为，尽管它也许阻止了更大程度的衰退，但它并未为将来的经济增长提供真正的基础。尚不清楚90年代究竟有多少私人的所谓投资被彻底浪费了。美国依然是如此的富裕以致于也许不会立即遭受财富减少这样的损失，但后果已变得很清楚：不仅对市场而且对政府都失去了信任；怀疑这种制度是局内人的游戏；打击了美国在海外的道义领导地位。虽然对美国式全球化的攻击也许被反对机械化自动化的人和保护主义者推动，但这主要是由对美国的虚伪和新的全球体系的不公平的认识所鼓动。乌拉圭回合是如此的不平衡，它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产品开放它们的市场，而同时发达国家却对其所生产的许多产品进行保护和提供补贴，以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世界最为贫穷的地区的实际结局更惨了，制药公司的利益超过了以百万计的遭遇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折磨病人的利益：当这些制药公司坚持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基因药物的生产应被禁止时，这些病人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如果人们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么需要对此承担责任的私人部门和政府，下次也许就不会遇到如此好的运气。克林顿政府设法抵御了来自要求保护的钢铁业的压力。可是，布什政府却正在加重人们对美国的虚伪性的强烈感受。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带头采取行动以减少利益冲突，至少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布什统治下，利益之间的正面冲突已成为家常便饭。只有利用公众的愤努力量才能使政府有所行动。
在许多方面，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强劲的，在90年代，它们又得到了加强。新经济是真实的，即使其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新技术导致了生产的提高并将继续对我们的生活水准产生重大影响。维持低失业率的条件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又给美国提供处理重要社会问题(尤其那些缺乏技术的劳动力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问题)的机会。可是，新经济是真实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理解它了。在解释美国90年代的成功时，人们已推出了一套急需揭穿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赤字减少本身导致了90年代经济繁荣；经济领导人的才智创造了新的繁荣；放松管制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保持这种繁荣的关键，因此应被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式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平等与社会正义这些崇高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的繁荣，受益的不仅是美国金融市场，而且是发展中世界的穷人。
这些神话都服务于某种目的。例如，减少赤字的神话就是为了团结国人以支持这一政治强硬措施(国会只有一人支持)，而在12年的赤字剧增后，必须采取这些措施以恢复财政平衡。全球化的神话帮助人们克服保护主义情感。但不管这些神话在短期内是多么有效，最终它们是有害处的。减少赤字这个神话主张，在阿根廷或日本处于衰退并有巨大赤字的情况下，减少这些赤字将会带来繁荣。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提议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必要的话，通过增加赤字来推进这一政策。繁荣是经济英雄们的杰作这个神话也是危险的：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策上转移开，并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经济变迁不可避免地使人怀疑英雄们创造奇迹的能力，对这些英雄失去信任将造成人们对经济失去信任。
经济如同大船，它们不可能迅速掉头。而且，它们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致于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现在，统计学家告诉人们，80年代的增长程度要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稳健。而90年代后期的增长却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更加脆弱。数十年来，美国在计算机和高技术方面投入了巨资，但这些投资却未能从国家生产力数据上反映出来。90年代，这些投资最后得到了回报，而在信贷方面采用了鲁宾和格林斯潘的短视政策。美国认定自己已发现了世界经济毛病的答案，就将那些政策推向其他国家。美国的经济体制具有巨大的优点，但它并不是惟一有效的体制；对其他国家来说，其他体制也许更加有效。例如，虽然它们已修改了其传统的福利体制，但瑞典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体制；这种体制提供的安全不仅减少了极端贫困(在美国这仍很严重)，而且鼓励那种新经济中经常伴随的很重要的风险行为。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