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明：“生产因素的比较利益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元的贸易形态”，“生产因素的比较利益法则对很多产业来说根本就不实际”[3] 例如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韩国，资本奇缺，但建立了出口导向的钢铁、造船、汽车等资本密集的产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指出国际贸易的引擎作用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为快一些”。[4]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总是在技术层次上低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对增长的引擎作用总是慢于发达国家。
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就业导向，还是以技术导向？考虑到就业，考虑到经济落后地区的竞争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但是，在开放型经济中，在外向产业中则不能以就业为导向，应该以技术导向。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已经得到了说明。同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战略无力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现在搞外向型经济表面看来轰轰烈烈，但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投资在外商在华投资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这样利用外资不会优化我国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一些地区，利用的外资越多，产业结构的劣化可能越是严重。因此，现在全球转移的制造业或者说转移的世界工厂，决不是低等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一个本来就在劳动和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也没有必要接受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可以有多种形式，不仅包括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直接进入其他国家，还包括发达国家的资本退出制造业领域和制造业市场。就后者来说，取决于其他国家相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制造业的全球转移的目的地与该地的产业等级密切相关。我国要能接受具有较高等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或世界工厂的进入，所必须的条件是，自身要进行产业升级，实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升级的目标应该定位在波特所说的：“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5]，这就有必要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其依据是，一个国家能够在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中创造和提升比较利益结构。这些高技术产业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并促进本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并能先于其他国家占领国际市场。
虽然我们抛弃了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还要注意在新的层次上培植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原因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每个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在波特看来，具有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特定产品和或产业的环节上。”[6] 于是在这里有了不同于资源禀赋意义的比较优势概念：在特定产品和特定产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是先天的资源禀赋的，而是后天的，需要创造的。这就是波特所强调的创新，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培植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不能封闭式进行，需要利用国际资源，特别是需要引进国外先进产业。就是说，中国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仅是要获得借助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更要借助开放型经济提升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为了创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引进和高科技投入等途径有重点地培植一批技术含量高，出口前途好的产业部门，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对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要逐步提高进入壁垒（主要是技术含量门槛），鼓励高技术产业进入中国。
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一般是成熟产业，而不是在未来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意味着单纯靠引进外资和国外产业并不一定能培植战略产业。但是在我国创造高科技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是没有机会和条件的。在我国，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是不一致的。由于高科技的研究没有国界，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掌握的高科技的国际差距相对来说，要比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要小。这就给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政府一方面扶持高科技研究，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接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科技研究成果并使之产业化。由此可以利用自己的科技力量发展起在未来具有竞争能力的战略性产业。
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建立在各国产品差异基础上。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国际贸易将建立在产业差异基础上。具体地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相当快。而在国内则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层次的国际分工：有的国家以服务业为主，有的国家以制造业为主，还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农业国。这种比较利益结构非常明显，同样各国的竞争力水平差异也会明显扩大。基于这种格局，我们不能以为接受制造业全球移动就只是发展制造业。实际情况是世界工厂的形成必须要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支持，特别是金融、物流、中介等生产者服务业。
3、创造资源禀赋的低成本比较优势
根据钱纳里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同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相联系，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又同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的改变相联系。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
创造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面对着这样的矛盾：根据资源禀赋，我国目前确实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虽然基于这些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就资源禀赋要素的利用来说，还可能有竞争优势。
如果从投入要素的角度考察比较优势，可以发现，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都有个成本优势问题。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的产品，看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发达国家可能是资本密集的，或者说在这些国家，虽然也要用到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也是由较多的资本结合进生产过程的，这反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因而可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反过来还有彩电VCD之类的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可能是加工组装的加工贸易产品，在其中附加的只是劳动，因而出口的这些产品仍然是属于劳动密集的。
显然，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是，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便宜，因而具有低成本优势。就是说，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中国生产的劳动成本含量比在其他国家生产的低，具有价格竞争的优势。就如某个国际品牌的高质量电子产品，可以在美国生产，日本生产，也可以在新加坡生产，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生产的相对优势在于，由于地域空间大，地价便宜，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价格便宜，因此在中国生产并出口的该种品牌的电子产品具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
对低劳动成本优势需要作两个规定：第一，低劳动成本要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7]原因是在工资水平趋向提高时，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抵消劳动成本的提高。第二，低劳动成本不能建立在低素质劳动力基础上。我国过去的比较优势不是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时的低成本优势，而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劳动力要素质量则与此相适应。现在要转向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比较优势不具有竞争优势。这就是舒尔茨所说的：“虽然在现有的劳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指出国际贸易的引擎作用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为快一些”。[4]就是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总是在技术层次上低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对增长的引擎作用总是慢于发达国家。
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就业导向，还是以技术导向？考虑到就业，考虑到经济落后地区的竞争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但是，在开放型经济中，在外向产业中则不能以就业为导向，应该以技术导向。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已经得到了说明。同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战略无力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现在搞外向型经济表面看来轰轰烈烈，但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投资在外商在华投资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这样利用外资不会优化我国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一些地区，利用的外资越多，产业结构的劣化可能越是严重。因此，现在全球转移的制造业或者说转移的世界工厂，决不是低等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一个本来就在劳动和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也没有必要接受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可以有多种形式，不仅包括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直接进入其他国家，还包括发达国家的资本退出制造业领域和制造业市场。就后者来说，取决于其他国家相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制造业的全球转移的目的地与该地的产业等级密切相关。我国要能接受具有较高等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或世界工厂的进入，所必须的条件是，自身要进行产业升级，实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升级的目标应该定位在波特所说的：“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5]，这就有必要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其依据是，一个国家能够在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中创造和提升比较利益结构。这些高技术产业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并促进本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并能先于其他国家占领国际市场。
虽然我们抛弃了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还要注意在新的层次上培植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原因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每个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在波特看来，具有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特定产品和或产业的环节上。”[6] 于是在这里有了不同于资源禀赋意义的比较优势概念：在特定产品和特定产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是先天的资源禀赋的，而是后天的，需要创造的。这就是波特所强调的创新，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培植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不能封闭式进行，需要利用国际资源，特别是需要引进国外先进产业。就是说，中国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仅是要获得借助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更要借助开放型经济提升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为了创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引进和高科技投入等途径有重点地培植一批技术含量高，出口前途好的产业部门，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对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要逐步提高进入壁垒（主要是技术含量门槛），鼓励高技术产业进入中国。
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一般是成熟产业，而不是在未来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意味着单纯靠引进外资和国外产业并不一定能培植战略产业。但是在我国创造高科技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是没有机会和条件的。在我国，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是不一致的。由于高科技的研究没有国界，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掌握的高科技的国际差距相对来说，要比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要小。这就给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政府一方面扶持高科技研究，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接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科技研究成果并使之产业化。由此可以利用自己的科技力量发展起在未来具有竞争能力的战略性产业。
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建立在各国产品差异基础上。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国际贸易将建立在产业差异基础上。具体地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相当快。而在国内则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层次的国际分工：有的国家以服务业为主，有的国家以制造业为主，还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农业国。这种比较利益结构非常明显，同样各国的竞争力水平差异也会明显扩大。基于这种格局，我们不能以为接受制造业全球移动就只是发展制造业。实际情况是世界工厂的形成必须要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支持，特别是金融、物流、中介等生产者服务业。
3、创造资源禀赋的低成本比较优势
根据钱纳里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同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相联系，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又同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的改变相联系。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
创造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面对着这样的矛盾：根据资源禀赋，我国目前确实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虽然基于这些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但是就资源禀赋要素的利用来说，还可能有竞争优势。
如果从投入要素的角度考察比较优势，可以发现，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都有个成本优势问题。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的产品，看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发达国家可能是资本密集的，或者说在这些国家，虽然也要用到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也是由较多的资本结合进生产过程的，这反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因而可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反过来还有彩电VCD之类的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可能是加工组装的加工贸易产品，在其中附加的只是劳动，因而出口的这些产品仍然是属于劳动密集的。
显然，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是，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相对便宜，因而具有低成本优势。就是说，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中国生产的劳动成本含量比在其他国家生产的低，具有价格竞争的优势。就如某个国际品牌的高质量电子产品，可以在美国生产，日本生产，也可以在新加坡生产，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生产的相对优势在于，由于地域空间大，地价便宜，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价格便宜，因此在中国生产并出口的该种品牌的电子产品具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
对低劳动成本优势需要作两个规定：第一，低劳动成本要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7]原因是在工资水平趋向提高时，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抵消劳动成本的提高。第二，低劳动成本不能建立在低素质劳动力基础上。我国过去的比较优势不是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时的低成本优势，而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劳动力要素质量则与此相适应。现在要转向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比较优势不具有竞争优势。这就是舒尔茨所说的：“虽然在现有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