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与此同时，在古典大学里，经验──实验的自然科学反对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及其全面的观察方法，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出身于莱因河畔的施万证明，动物与植物一样是由细胞构成的，而迈尔则计算出热功当量。在波恩、海德堡和柏林大学工作的黑尔姆霍尔茨成为生理光学和生理声学、声音和颜色感觉的科学理论以及现代电学的创始人。物理学家基尔希霍夫和化学家本生在海德堡共同创立光谱分析法，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通向未来的新道路。博物学家孟德尔研究出植物的遗传规律，化学教授李比希则以他的研究成果使德国的化学学科得到蓬勃发展，他的农业化学彻底改变了土地耕作，而前炮兵军官西门子则发现了电动原理，创立了强电工程，为工业化进程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从上述的德国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德国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英国，讲究实际的实业家瞧不起只讲理论的科学家，甚至美国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德国的实业家在普鲁士传统的影响下，则极为重视这些科学家并大力对他们的工作加以扶持。他们认为，将金钱交给这些人使用，决不会浪费，因为他们从事的毕竟是人类最具有智慧的工作，即使现在不会产生什么效益，但在未来肯定会具有它自身的价值。这种观点为德国的科学注入了活力，使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得到了社会的同等尊重和足够的经费，并最终使科学在民众中得到了如同宗教一般的崇拜，很多德国的青年学人甚至为了献身科研而终身不娶。结果是，德国的科研队伍素质之高，梯队之稳定，敬业精神之强烈，是全世界所罕见的。当代德国化学工业尽管遇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它过去的巨大发展就是靠工业和新的化学理论家的密切联系。当然，德国科学的发展还牵涉到国家利益，因为首先认识到科学对备战的价值的便是德国。正因如此，科学有很多理由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官方支持的方式与其说是拨给大量经费，不如说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完整的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教学系统。至1914年，德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质量上至少也不亚于任何国家，在某些方面还更为优秀。此外，德国政府还鼓励科学与重工业挂钩，在这目前已经不足为奇，但在100多年前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那时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未注意到这样作的必要以及它对国内经济所产生的伟大意义。

而德国注意科学技术，注意智力投资的政策最终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当时英法两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但第二次技术革命才开始起步，这个新旧技术交替的过程，给德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使德国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新技术来装备其经济部门，从而有可能超越不太愿意完全淘汰旧设备的老工业国家。

德国在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关头，不仅派出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去英法等国考察，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且将对智力和科学技术的开发，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德国早在施泰因的改革中，就已经开始发展起近代的教育制度。1825年，普鲁士开始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制度，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萨克森甚至达到100％。1881年，德国的成年人中，文盲仅为2.36％，这在当时欧美各国中是最低的。 除此之外，德国还在普通中学里加强了科学知识的教育，并同时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在工业革命初期，德国各地已拥有数量可观的中等专业学校，如矿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在工业革命中，德国各地进一步增加了职业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设置。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规定，凡工厂所在地有补习学校，厂主必须让工人入学，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工人的素质。正因如此，德国最终能够在工业革命初期成功地吸收英国的先进技术，在工业革命后期又成功地开拓了新技术。在19世纪末，德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据当时学者的调查研究后进行的比较，德国人在读、写和计算能力，工人工作的技巧，工程师的科学原理，应用训练的结合，以及高水平的科学理论和实际运用等四个方面，都领先于整个欧洲。

1903年，一位美国的商务代办这样写到：“在德国居住和研究的10年，使我得到这样一个认识，这个帝国最大的资本是她的智力。”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产业革命的发展比英法等国更为彻底、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从1871年到1913年，德国工业年平均增长3.9％，到1913年，德国钢产量已达1676万吨，煤产量已达1761万吨，铁路里程已达63378公里。除煤炭外，德国在其他几项指标上都远远超过了英国，而在新兴的技术密集型工业中这个差别还要大。



五，理论创新的力量

曹卫东认为，从德国现代化历史过程来看，其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就其本质而言，德国现代化不同于英法之处主要在于它比较强调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的重要性以及民族文化认同对于民族意识培植的紧迫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对作为现代化开端事件的启蒙运动稍稍加以分析就会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德国模式的现代化和英法模式的现代化之间的差别在各自的启蒙运动当中有着具体表现。概括而言，英国的启蒙思想比较强调怀疑主义，重视科学精神和方法，政治方面要求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和发扬民权，经济方面则主张自由放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生产和消费；法国启蒙思想的特色在于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它对包括现存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会体制等在内的一切体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要求彻底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尽管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在具体做法上有着一定的不同，一个比较激进，一个则相对保守，但它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外在批判。德国的启蒙运动则不然，它强调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对作为个体和共同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比较关注，一般不把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作为批判对象，也就是说，德国的启蒙运动所看重的不是个体或群体的政治认同，而是其文化认同和道德认同，乃至宗教认同。

这种内向的启蒙使德意志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这些大师在哲学与自由理念的追求上尽管各有千秋，但却使在战乱纷争中饱受折磨的德意志民族重新恢复了自信心，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经济等方面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感到痛心时，也同时为自己的民族能够产生世界级的大师，为德意志的文化而感到自豪。并在普鲁士政府有意识的倡导下，养成了一种日耳曼民族种族优越，文化优越的心理，认为这样的民族迟早会超过其他民族，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这些大师中，黑格尔对德意志建立强大政府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贡献最大。他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类精神在历史的进程中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有在国家这个领域中，理性才能认识自己，从而得到充分的自由。个人也只有在民族国家这个范畴中才能享有广阔的生活，保持着自由和有理性的主体，所以个人应当感恩戴德地服从国家的权威。尽管很多学者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为普鲁士的专制体制服务的，但黑格尔理论的真正精神却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并未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各国处理现代化任务的轻重缓急自然不同，在德国这样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中，人民只有在更强的集团主义精神的指导下，奋力追赶，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现代化任务。将经济发展的重任完全交给个人，政府什么也不管，在这种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中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