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足够了！(上)(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的政策，从而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表，有其自身（具体的）的逻辑阶段。这些逻辑形式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扩张在某一时段带来就业扩大而在另一时段则带来就业萎缩。这种逻辑形式并不是抽象的“市场法则”的表达，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获利的需要。过去二十五年来失业的增长并不是由“市场”产生的，而是资本的战略造成的。失业是资本家的国家所需要的，用以作必要的手段来摧毁工人运动的成就。这种主张既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被用于东方重新征服了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有权人的话，好象他们同情失业似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的“贫穷”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什么产生于特定环境或“错误”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而是制度的逻辑产物，世界两极化的逻辑是内在于制度自身的。因此，这些“效应”是永久的，即使这些效应在某些阶段减少而另一些阶段增加。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二战后从 1945 年到 1994 年 ) ，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一方面逐渐侵蚀了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从重商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生产的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外围国家进展中的工业化－－在此之前，外围国家还一直被严格地排除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外。
这样，资本主义的扩张既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些变化，又使自身适应了它们。因而我认为，那些首先由各国、其后由国际机构执行的政策，应该在这一既互补又矛盾的两面性条件的关照下加以考察。我所能预料的结论是，“道义”判断或那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词汇如“成功”或“失败”等，应该从这一逻辑的角度加以修订，而不是基于从所谓“发展”的角度所取得的结果。
这里由资本主义扩张逻辑所表达的，我的“历史规律”的概念不是决定论的。比如，战后外围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工业化所强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的产物，世界范围的资本也适应了这个变化。又如，由资本全球化造成的对民族国家有效性的侵蚀并不是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前景。相反，国家对这种全球化的反应可能迫使世界扩张转向不可预料方向。
这里所展开的思考需要对战后时期加以仔细考查，确定其各个阶段，并在这一背景下对有关机构所执行的政策进行评估，无论这些政策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是帮助它适应不同时期内社会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不同条件。战后时期可清晰地分为繁荣期 (1945-1975) 和始于 1975 年的一段危机期。根据我的分析，第一时期的繁荣建立在三个相为补充的社会计划上： (1) 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计划，其行动是基于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 (2) 我称之为“万隆计划”的，在民族国家体系外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即“发展”的意识形态； (3) 苏联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相对独立于具有主导优势的世界体系。
在第一时期，国际机构对繁荣起了明显的作用。它们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而避免了对体系的各个组成部份的独立性提出任何挑战，这是出于原则上的理由。国际机构的干预，出于它们的本性，总是带来政治上向右转。第二个时期先是体系被侵蚀，随后就是体系的危机和崩溃，而这一体系正好是前一时期繁荣的基础。这一时期还没有完结，它并不象人们所经常漂亮地断言的那样，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时期。相反，这是一个还远没有走到尽头的混乱时期。这就是我对 1970 年以后国际机构的行动加以定位的背景。按照我的分析，这些行动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组成部份，而是试图为这种扩张创造条件。它们不会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自发”工程仍然是一种空想－－这项工程通过“市场”，即资本的统治力量的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来管理世界。这种非常特殊的形势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资本统治的自发趋势。由此视角，我认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称之为“五种垄断力量”上来，在短期内的将来，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将通过这五种力量得到发展。
二、制度化结构
有关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上述名单也还应该加进主要的地区性组织（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的“洛美公约” (Lome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EEC-ACP association) 〔 1975 年西欧九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的一项经济合作协定－－译注〕）。下面，我将简要复述这一历史，特别强调这些机构经常所受到的批评，以及我从中作出的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保证货币的稳定，以代替金本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所起的成功作用。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是对所有的成员实施强制调整，无论它们的支付状况是有剩余还是赤字。在它存在的第一个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重建了欧洲货币的可兑换性 (1948-1957) ，然后帮助欧洲经济的调整 (1958-1967) ，给人留下了有一定效率的印象。然而，从 1967 年起，尽管创设了特别提款权，还是没能维持货币的稳定。 1973 年普遍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可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命的终结。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它通过执行新的功能生存了下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结构调整进行管理，从八十年代末起，干预东方集团国家以确保它们重新回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来。
几乎所有的世界经济分析家对这一组织的批评都是一致的，他们在下述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另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世界银行）是被用来为美国的干涉实施全面控制的工具。美国拒绝了由凯恩斯主张的世界中央银行的选择，而宁愿要一个更弱的、依赖于美国的机构，而不要一个更有效的、但会使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责任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总是很有限，不管它的借款有多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如通过规定贷款条件的规则），但不可能比这走得更远。 (2) 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授权中规定了职能，但它从来没能迫使庞大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去进行结构调整，无论它们财政盈余还是赤字，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却厉行强制。这里的原因，当然，在前文已经说清楚了。 (3) 在它和第三世界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没有阻止债务在七十年代期间达到天文数字，也没有在此之后减少债务。它的任务是通过强制进行结构调整来管理债务，这种调整是专为偿还债务的目的而设计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经济增长。 (4) 在它和东方集团国家的新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在最大程度的开放的背景下加速它们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进度。基金所推荐的方法的极端残酷性已经显而易见：自由兑换要在一年内实现，而西欧在 1945 年以后花了十五年时间才达到这一点。 (5) 在所有这些功能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真正的权威来制定目标。基金只是西方七国集团制定的战略的执行工具，这些战略则是基于美国、日本、欧共体三者意见一致的那一最小的共同部份。
如果我们想严肃地讨论可供选择方案的可取性，就有必要超出上述批评的范围。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可能纠正上述指出的缺点，从而采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的方案，这个银行将不但能促进调整，而且作为增长和发展的总战略的一部份，促进全面的调整，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包含显着的效果（如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等等），也将充份考虑环境，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开放性。对此，我是怀疑的，由于以下原因： (1)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增长和停滞的连续交替并不是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二战后从 1945 年到 1994 年 ) ，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一方面逐渐侵蚀了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从重商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生产的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外围国家进展中的工业化－－在此之前，外围国家还一直被严格地排除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外。
这样，资本主义的扩张既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些变化，又使自身适应了它们。因而我认为，那些首先由各国、其后由国际机构执行的政策，应该在这一既互补又矛盾的两面性条件的关照下加以考察。我所能预料的结论是，“道义”判断或那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词汇如“成功”或“失败”等，应该从这一逻辑的角度加以修订，而不是基于从所谓“发展”的角度所取得的结果。
这里由资本主义扩张逻辑所表达的，我的“历史规律”的概念不是决定论的。比如，战后外围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工业化所强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的产物，世界范围的资本也适应了这个变化。又如，由资本全球化造成的对民族国家有效性的侵蚀并不是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前景。相反，国家对这种全球化的反应可能迫使世界扩张转向不可预料方向。
这里所展开的思考需要对战后时期加以仔细考查，确定其各个阶段，并在这一背景下对有关机构所执行的政策进行评估，无论这些政策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是帮助它适应不同时期内社会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不同条件。战后时期可清晰地分为繁荣期 (1945-1975) 和始于 1975 年的一段危机期。根据我的分析，第一时期的繁荣建立在三个相为补充的社会计划上： (1) 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计划，其行动是基于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 (2) 我称之为“万隆计划”的，在民族国家体系外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即“发展”的意识形态； (3) 苏联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相对独立于具有主导优势的世界体系。
在第一时期，国际机构对繁荣起了明显的作用。它们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而避免了对体系的各个组成部份的独立性提出任何挑战，这是出于原则上的理由。国际机构的干预，出于它们的本性，总是带来政治上向右转。第二个时期先是体系被侵蚀，随后就是体系的危机和崩溃，而这一体系正好是前一时期繁荣的基础。这一时期还没有完结，它并不象人们所经常漂亮地断言的那样，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的时期。相反，这是一个还远没有走到尽头的混乱时期。这就是我对 1970 年以后国际机构的行动加以定位的背景。按照我的分析，这些行动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资本扩张战略的组成部份，而是试图为这种扩张创造条件。它们不会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自发”工程仍然是一种空想－－这项工程通过“市场”，即资本的统治力量的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来管理世界。这种非常特殊的形势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资本统治的自发趋势。由此视角，我认为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称之为“五种垄断力量”上来，在短期内的将来，中心对外围的统治将通过这五种力量得到发展。
二、制度化结构
有关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上述名单也还应该加进主要的地区性组织（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的“洛美公约” (Lome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EEC-ACP association) 〔 1975 年西欧九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国家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的一项经济合作协定－－译注〕）。下面，我将简要复述这一历史，特别强调这些机构经常所受到的批评，以及我从中作出的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保证货币的稳定，以代替金本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所起的成功作用。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是对所有的成员实施强制调整，无论它们的支付状况是有剩余还是赤字。在它存在的第一个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重建了欧洲货币的可兑换性 (1948-1957) ，然后帮助欧洲经济的调整 (1958-1967) ，给人留下了有一定效率的印象。然而，从 1967 年起，尽管创设了特别提款权，还是没能维持货币的稳定。 1973 年普遍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可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命的终结。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就成了问题。它通过执行新的功能生存了下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结构调整进行管理，从八十年代末起，干预东方集团国家以确保它们重新回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来。
几乎所有的世界经济分析家对这一组织的批评都是一致的，他们在下述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另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世界银行）是被用来为美国的干涉实施全面控制的工具。美国拒绝了由凯恩斯主张的世界中央银行的选择，而宁愿要一个更弱的、依赖于美国的机构，而不要一个更有效的、但会使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责任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总是很有限，不管它的借款有多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如通过规定贷款条件的规则），但不可能比这走得更远。 (2) 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授权中规定了职能，但它从来没能迫使庞大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尤其是美国）去进行结构调整，无论它们财政盈余还是赤字，而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却厉行强制。这里的原因，当然，在前文已经说清楚了。 (3) 在它和第三世界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没有阻止债务在七十年代期间达到天文数字，也没有在此之后减少债务。它的任务是通过强制进行结构调整来管理债务，这种调整是专为偿还债务的目的而设计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经济增长。 (4) 在它和东方集团国家的新关系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在最大程度的开放的背景下加速它们货币的可自由兑换进度。基金所推荐的方法的极端残酷性已经显而易见：自由兑换要在一年内实现，而西欧在 1945 年以后花了十五年时间才达到这一点。 (5) 在所有这些功能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真正的权威来制定目标。基金只是西方七国集团制定的战略的执行工具，这些战略则是基于美国、日本、欧共体三者意见一致的那一最小的共同部份。
如果我们想严肃地讨论可供选择方案的可取性，就有必要超出上述批评的范围。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可能纠正上述指出的缺点，从而采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的方案，这个银行将不但能促进调整，而且作为增长和发展的总战略的一部份，促进全面的调整，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包含显着的效果（如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等等），也将充份考虑环境，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开放性。对此，我是怀疑的，由于以下原因： (1)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增长和停滞的连续交替并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