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个“好的”或“坏的”金融制度造成的。我坚持认为（和巴兰、斯威齐意见相一致），资本主义因其本性趋向于产生相对生产过剩，而这种与生产过剩相联系的停滞趋势在增长阶段得到克服是由于每个时期的特殊原因。就战后阶段而言，这种环境就是我分为三个部份的体系，包括：国家“福特主义”；欧洲重建和发展主义；民族解放，苏联制度，和“脱钩”；并加上这一时期巨大的军事开支。产生于上述条件的强劲的全面增长使金融制度运转平稳，无论它多么怪异。 (2) 在这些条件下，汇率稳定性并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高明所造成的，而是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实力所造成。这种经济实力从“美元饥渴症”中显露出来，并为美元可兑换黄金所增强，也为在欧洲的资本流动的行政控制所加强，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欧洲重建完成、能够重新开放为止。这一过程的继续进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它出现了“相对衰落”），而世界体系则从美元短缺转向了美元过剩。同时，在六十年代后期（直到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 ) ，随着战后繁荣的基础的消蚀，危机开始了，这导致了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崩溃。美国的财政赤字（使市场上可获得的美元过量）和生产性投资危机一起造成了大量游资没有出路。于是， 1973 年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就变得十分合理了：它允许这笔巨额游资在金融投机上寻找出路。今天，世界贸易额为 2 万亿美元左右，而国际资本运动额估计达 50 万亿美元！没有金融放开和浮动汇率制度，这笔游资所代表的致命份量会恶化危机。因此，今天，体系的逻辑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危机而不是结束危机上，因为结束危机是体系自身无能为力的。 (3) 单方面调整政策强加于最弱小的夥伴身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这符合管理危机的要求。这些政策并不是由于追随荒谬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或失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阻止七十年代的过量借款，因为债务的增加对管理危机和危机所产生的过量闲资是十分有用的手段。现在正在执行着的调整政策的逻辑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成为主要潮流，即使这将引起需求的收缩－－因为工资和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价格放开、取消补贴、货币贬值等，并造成发展的倒退。这些机构实际上是把管理危机放在其他一切考虑之上，而它们作官样文章的声明，它们对“穷人”的困境所掉的眼泪，它们主张“刺激供应”的信誓旦旦的言词，只不过是花言巧语，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诚的或有信用的。 (4) 高利率不是什么“错误”。这是保证游资获得可接受的回报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游资需要针对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灵活系统中的交易风险有足够的担保。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套内在一致的管理危机的政策。 (5) 因此，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并不认为应被遣责的对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是为战后繁荣所设计，并支持了战后繁荣，这个繁荣的基础是前面提到的互为补充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当这一体系进入危机时，布雷顿森林机构就瓦解了。迄今为止，处理这种局势的策略（浮动汇率、高利率、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对危机的有效管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同时，通过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没有替代物，通过允许美国从它的夥伴那里强制借款来弥补赤字，使美国买到了它的霸权地位的新的生命延续。这种选择远不是非理性的；通过维持（代价高昂的）美国军事霸主地位，它很好地关照了美国的利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英国失去其经济优势地位时所发生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英格兰在 1880 年前后不再具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业生产能力，但英镑的地位却在衰落过程中一直维持着，直至 1931 年。这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由沃特·罗素·米德所提出的强有力的、精确的类比，即当前以还债为第一要务的体系之运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态度。我相信这个类比可以延伸得更远，其含义远不止于对待国际债务的态度。 (6) 对东方国家的干预是受政治逻辑指导的。所用方法的残酷性是有清楚的政治目标的：拆毁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生产结构，把它们作为附属的外围国家－－而不是平等的夥伴－－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摧毁工人阶级的士气，加强新的买办资产阶级。其目标还在于拆毁这些国家本身－－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斩断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当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建立欧共体的最初步骤，也迫使东欧国家之间进行合作，西方政策的目标在于加速解散前经互会（ CMEA, 更被人熟知为 Comecon ，这是中央情报局给它起的浑名），即使这会使这一地区经济的转型更加困难。




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改革家”们的关键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世界中央银行－－是不现实的。这一建议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权力，自然需要有对经济、金融和货币制度的全球化管理。但从对全球化事实的认识中，以这种方式作出的推论，理由是不充足的。没有任何经济可以离开政治、或离开国家。因此，经济全球化逻辑上要求一个能响应这一挑战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一个能在世界水平上管理社会调解的权力系统，就如同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水平上进行管理一样。然而，这一领域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即便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共体的欧洲内部也不成熟，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客观上不可能有一个全球通用货币，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世界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和银行意味着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而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


世界中央银行的设想重复了 1945 年凯恩斯提出的主张。尽管经济全球化有了进展，但在当时使这一计划成为空想的原因今天仍然成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NIEO ）以及所拟议的发行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和“发展”之间的“联接”源于同一逻辑。这一计划没有任何结果，这是毫不为怪的。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这一日益增长的矛盾，即对空间上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管理，和仍分割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依然是：或是社会主义，或是野蛮。


无论如何，回答并提出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下面我将提出一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不是空想，因为它们有应付上述矛盾的余地。这些建议产生于建设多极化世界的视角，关注于控制中的、相互依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以及发达程度不均等的巨大地区的自治。因此，这意味着区域性货币体系及其详细情况。在我看来，世界中央银行或甚至欧洲中央银行的计划是把因果倒置，而我的建议则不是这样。我将作出的提议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的逻辑的一部份，即从今天的资本主义，包括它的危机，转向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过程，它不可能是用什么魔杖在一夜之间完成，即便这魔杖是创立一个世界货币体系。


为发展提供基金的机构形成了一个星座，包括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机构，联合国建立的机构，区域委员会，以及和欧洲重建相关的机构。整体来看，这些机构在“万隆”期间，即 1955 年到 1975 年，处于鼎盛状态，其策略是通过现代化的自治国家的重建来“追赶”发达国家，在相互依赖中实施。“万隆”的真谛，即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后来坍塌、崩溃，这个策略就面临危机，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机制进入了一个世界性危机。


从管理资金总量的角度看，世界银行在这些机构中遥遥领先，从开始到 1992 年，银行批准的贷款共累计 2900 亿美元，现在它每年的签约数在 200 亿美元左右。此外，还必须加上每年由地区发展银行支出的约 110 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联合国在 1990 年所签约的区区 6 百万美元的资金不足挂齿。联合国试图通过由 1978 年成立的粮食与农业组织筹集的农业发展援助基金与世界银行竞争，但最终不得不认输。


事实仍然是，从 1955 年到 1975 年，联合国执行了第三世界的万隆计划中的必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乌·普莱比什（ Raul Prebisch ）－－最早提出“发展意识形态”的先驱、联合国经济发展会议（ UNCED ）－－对由第三世界在 1975 年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机构的动议恐怕对世界银行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们在其全盛时期的确对“联合国发展计划”（ UNDP ）及其一些专门机构的努力发挥了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