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企业家的监督约束机制

　　萨缪尔森分析指出：“一是掌权的人可以投票决定，给予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权丰厚的薪金、公费开支、资金和高额退休金。这些都有损于股东利益。二是企业的经理都愿使自己的企业增长并延续下去，虽然这笔资金如用于投资别的公司或给股东消费可能是较好的办法”。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超过一定限度必将产生矛盾，所以企业负责人必须受到必要的制约，否则就会产生腐败。

　　企业家的监督机制是企业所有者或相关的市场载体(如会计师、审计师)对企业经营结果、企业经营者行为式决策所进行的一系列客观而及时的审核、监察与分析。企业家的监督机制的建立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公司信息披露要真实、完备；其二、资本市场的建立。在建立了企业家选拔的市场化机制后，企业经营者把企业家作为一种职业，企业家市场的存在能降低代理成本、约束企业家珍惜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市场化进程初期，新旧体制交替，对企业家的监督易错位混乱。首先在立法上尚无公有制企业家方面的立法，对权力及职责无法可依；其次是群众的监督约束，要把职工参与民主管理，职工代表的定期投票作为对企业家评价指标的重要因素；再次是党内监督约束，发挥政治优势，使企业家严于自律。

　　五、企业家与企业的治理结构

　　公有经济企业家选拔、培养、激励与约束，是代理问题在公有制企业的表现，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众持股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通过发达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及经营者市场来解决的；另外公司还利用内部的治理结构控制经营者，用激励报酬激励经营者，从而使代理问题得到缓和。

　　在中国市场建设刚起步，市场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另外经营者的报酬也很低，总经理的名义收入平均只有职工的3倍左右，不足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因此必须从公司治理的深层的制度安排和其有效运作效率所需的条件去寻找提高国企经营者效率的基本途径。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

　　(一)、产权改革核心论
　　以张维迎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协调公司各参与者之间权力、责任、利益的一套法律、惯例、文化和制度安排，其核心是配置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鉴定不完全，应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结合在一起，并使产权清晰、可转让。在国企这两权是分离的，即剩余索取权属于国家，剩余控制权属于经营者及政府官员，而国企的产权界定也不清晰。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国企的低效主要是由于这种低效的产权安排引起的。其一、层层委托代理导致代理成本过高；其二、利用“廉价投票权”来窃取经营者职位3；国企的预算软约束、经营者对兼并和企业重组的抵制以及重复建设等，也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密切相关。基于上述认识，他们认为：只有改变这种低效的产权安排，国有企业的许多弊端才能消除，经营者的效率才能提高。为此，降低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比例势在必行，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全体和合理的股权结构，促使法人(经营者)治理结构的完善。

　　(二)、公平竞争市场化
　　以林毅夫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并不一定低效，私有企业也不一定高效，现实中高效的国企和低效的私企都大量存在。与股份制企业一样，国企的治理问题也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造成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结果使经营者的权力滥用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合理的治理结构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使经营者与激励相容，也需要降低成本反映经营者绩效的充分信息。在公平竞争市场上，企业的利润就是反映经营者绩效的充分信息，企业所有者可以据此设计一个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防止经营者不利于其职责有效发挥的行为出现。

　　自改革以来，国企经营者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企业竞争不断加剧，然而公平竞争尚未解决，国企沉重的政策性和社会负担使其利润不成为反映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因此通过减负，使反映经营绩效的信息充分，便可设计一套使经营者报酬与其绩效挂钩的激励体系，并据此设计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约束经营者由于有限责任可能出现的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国企表现出许多弊端，如政企不分、软预算约束等，既有产权制度上的原因，也有管理上的原因。因此不能把只有通过产权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推到管理体制一方；也不能把通过管理改革就可解决的问题，推到产权改革一方。这就要求产权政策、治理结构改革及其它改革同步进行，将企业改革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为经营者创造一个更好的经营管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