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业农户具体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要依靠农业经营来获取收入，其他收入仅处于补充地位的农户；第二类是农业外收入占主体地位，农业收入处于从属地位的农户。5O年代以来，日本兼业农户结构总的变化趋势是，第一类兼业农户呈下降趋势，第二类兼业农户呈上升趋势。1950年第一类兼业农户是175万户，第二类兼业农户是134万户，二者之间的比率是57：43。1950年至1955年的五年间，第一类兼业农户的总数有一定的上升，达到228万户，而后开始下降，1960年为204万户，1970年为181万户，1798年为88万户，同高峰期相比，大约减少了1／3。第二类兼业农户则呈相反的变化趋势，1960年增加到194万户，1970年增加到274万户，1798年进一步增加到328万户。

农户结构中兼业农户的增加，为农业就业率的下降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一方面它能够有效缓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就业风险，使农户家庭即使在不能从非农产业中获得收入时，也能够维持其基本生存条件，从而使农户家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一种内在动力和安全感，产生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放大效应。另一方面，在特定社区范围内，首先进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农户家庭一旦取得成功，必然对其他农户产生示范效应，形成农户经营兼业化和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潮流。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农业就业率下降与农户总量减少相背离的原因。

日本农户结构中兼业化经营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渡通道，与日本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租赁的限制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战后在美国的指令下开始农地改革，规定不承认不在农村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在农村的地主土地保有限度为1町步(其中北海道为4町步)，自耕地的保有限度为3公顷，土地所有者出租的土地不得超过1公顷，同时还取缔了土地的买卖。通过农地改革，佃农的比例从1950年的5％下降到1970年的近2％。1952年的“农地法”进一步继承了农地改革的精神，强调保护佃农和自耕农主义，充分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的弊端也是明显的，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农地的流动，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扩大了农民和其他产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但是，也恰恰是这一政策，促使农民不得不从事兼业化经营，从其他产业劳动中获得收入，以熨平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客观上造就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渡通道。

二、农业生产率结构的变化

日本是一个人口大国，要在农业就业率急剧下降时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必须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战前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1880年至1940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其主要原因是不断扩大的非农业部门顺利地吸收了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使土地劳动比率不断上升，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此期间，由于品种改良、化肥的广泛使用、灌溉设施的建设，土地生产率也增长了70％。品种改良早期主要是“老农品种”的选定和推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大米优良品种“神力”、“龟尾”在神户和山形选定后，分别以东日本和西日本为中心进行推广和普及，使大米产量大幅度提高。19世纪末，政府开始在各府县设置农业实验所以开发适合各地环境的优良品种，从而使选种和育种从经验型转向科学型。

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化肥产量增长很快，化肥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大幅度下降，1930年的化肥价格仅是1880年价格的1／4，这就使得农民有能力使用化肥以增加产量，1940年的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与1880年相比增加了9倍，土地产出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灌溉设施建设起步比较早，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大规模进行了灌溉设施建设。1899年制定的“耕地整理法”规定，在预定建设灌溉设施的地区内，只要有1／3的地主同意，就可以修建。1923年又制定了“排灌设施改良事业补助事项”，对于府县建设的排灌设施改良工程给予50％的国库补助。大规模的灌溉设施建设和灌溉率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品种改良的效果。